【典型案例】
趙某，中共黨員，2010年1月任甲市教育局黨委書記，2020年1月被立案審查調查。
事實一：2013年初，甲市教育局調整干部時，趙某和甲市教育局局長按照正常組織程序推薦錢某由離退休干部處處長職務調整為財務處處長。2016年8月，趙某因其子購房，向錢某提出借款10萬元。錢某雖不情愿，但礙于趙某為其直接領導，遂將10萬元現金交給趙某。雙方未簽訂書面借款協議，也未約定借款利息及還款時間。趙某將這10萬元用于為其子購房，至案發未歸還。2017年8月，錢某曾給趙某打電話催還此款，趙某稱家中貸款多，將來再說。另查明，從2016年至案發，趙某及其配偶尚有住房貸款20余萬元及30余萬元其他債務未償還。
事實二：2014年初，在丙建筑安裝公司參與甲市教育局教學樓工程招標過程中，趙某為該公司順利中標，向該公司老板孫某提供了信息，并在工程款結算方面為其提供幫助。2014年5月，趙某以其妻無代步工具為由，要求孫某為其提供一輛車，并指明了車輛型號。孫某遂購買一輛該型號價值80余萬元的車，并經征求趙某意見后，落戶于自己名下，交由趙某使用。2018年4月，甲市教育局局長接受紀檢監察機關審查調查，趙某害怕受到牽連，將車輛退還給孫某，并稱借用完畢予以歸還。2014年5月至2018年4月，車輛保險費用由孫某支付，車輛加油、保養由趙某承擔。另查明，截至2014年5月，趙某及其配偶有存款20萬元。
【分歧意見】
對于事實一，第一種意見認為，趙某向錢某借款是為其子購房，截至案發未歸還，主要是由于其不具備償還能力，并未表示不還，因此不構成索取型受賄，而是借用。第二種意見認為，甲市教育局調整干部時，趙某為錢某謀取了利益，并且未出具借條，從2016年8月至2020年1月近4年的時間趙某一直缺乏歸還的意思表示，因此趙某構成受賄。
對于事實二，第一種意見認為，趙某要求孫某向其提供一輛車，未將車輛落戶于其名下，且2018年4月趙某已將車輛退還給孫某，因此不能認定趙某索要孫某車輛，而是借用。第二種意見認為，由于趙某為孫某在工程承攬、款項結算上提供了幫助，孫某才會購買一輛新車送給趙某，并按照趙某要求落戶于自己名下，而且趙某將車輛退還給孫某是害怕相關案件的查處受到牽連，不是真實意義上的歸還，因此趙某構成受賄。
【評析意見】
此案例中的兩起事實體現了在紀法實踐中遇到的正常借用與以借為名的受賄犯罪的認定問題，是實踐中爭議的焦點。如何正確把握受賄與借款的界限，對于區分罪與非罪具有重要意義。
一、關于事實一，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趙某的行為不構成受賄
第一，趙某具有合理正當的借款理由，即為其子購房。第二，趙某借用的錢款確實用于其子購房，錢款去向與借款事由一致。第三，錢某在職務調整的前后均未請托趙某，趙某和甲市教育局局長按正常程序推薦錢某任職。第四，趙某未歸還借款的原因，從其財產狀況看，系不具備還款能力。第五，雖然趙某與錢某未在借款時簽訂書面借款協議，也未約定借款利息及還款時間，但錢某曾打電話向趙某要求歸還借款。先不論趙某是想“索取”還是“借用”，但錢某出借錢款的主觀意思很明顯，因此雙方主觀方面并未達成關于受賄、行賄的合意。
以上幾點可以基本認定趙某向錢某借款為民事借款，而非以借為名的索賄。另外，趙某借款的行為雖不構成犯罪，但卻違反了黨紀處分條例第九十條第一款，借用管理服務對象錢款，影響公正執行公務，應當給予相應紀律處分。
二、關于事實二，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趙某的行為構成受賄
首先，趙某2014年利用職務便利為孫某在工程承攬、款項結算方面提供了幫助，隨后其要求孫某提供一輛車，并指明了車輛型號，這不符合民間借車的習慣。孫某心知肚明，為感謝趙某的幫助，直接購買新車并詢問趙某關于車輛落戶的要求，充分體現了趙某“索要”和孫某“送”的主觀心理狀態。其次，車輛未落戶于趙某名下，實際上是趙某妄圖逃避紀法追究的一種手段。依據有關司法解釋，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房屋、汽車等物品，未變更權屬登記或者借用他人名義辦理權屬變更登記的，不影響受賄的認定。再次，趙某及其配偶拿到孫某提供的新車時，尚有存款20萬元，具有購買普通私家車的能力，但趙某卻要求孫某提供價格遠高于其家庭購買力的高檔車輛由其長期占有使用，且其當時具有償還部分車款的能力，卻從未提出過償還車款。最后，2018年趙某將車輛退還給孫某是害怕相關案件的查處讓自己受到牽連，不能視為及時退還，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
事實二中，車輛沒有過戶登記到趙某名下，車輛保險等費用還是由孫某支付，趙某可以無限期使用，一旦被查處，則可以辯解為“借用”，這種行為隱蔽性更強，查處難度更大。
綜上，筆者認為在案件審理中要具體結合借款事由、款項去向、有無請托事項、有無歸還的意思表示及行為、未歸還的原因等情況進行綜合研判，從而透過“借用”的表象，多方面還原事實本來面目。
（作者單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