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常熟有一條小巷叫東言子巷，寬僅一丈余。言子舊宅就在小巷的東段。這座講述先賢言子故事與言氏家族發展歷程的黑瓦粉墻平房，現已作為常熟市政德教育基地。深蘊其中的言子政德理念，經歷時間的洗禮，馨香低回，芬芳縈繞。
言子名偃，字子游（公元前506年-公元前443年），是“孔門十哲”之一，常熟人。言子22歲時，北上就學于孔子，并跟從孔子游歷諸國；26歲出仕魯國武城宰，有“民樂弦歌愛言偃”之譽；暮年時返回故里，在家鄉一帶以禮樂教化鄉民、傳道講學，被尊為“文開吳會”“道啟東南”“靈萃勾吳”的“南方夫子”。言子63歲赴青溪（今上海奉賢）講學，使青溪成為“海濱文墨之區”，據說上海奉賢這個地名便是紀念言子的，取敬奉賢人、見賢思齊之義。
言子曾被魯國任命為武城宰，宰的官職相當于縣令。言子任官的武城并不是今天山東德州的武城，而是個坐落在距曲阜150多公里的沂蒙山的崇山峻嶺中的軍事重鎮，是曲阜的一道南部屏障，依山面水，壁壘森嚴。言子登城觀瞻，深為這座堅固城池的險要所驚奇，也為這座文化生氣淡薄的偏遠孤城而嘆息。此情此景，讓遵循孔子“學而優則仕”思想的言子更增添了施展政治抱負的宏大志向。
治理武城期間，言子謙卑理政、知人善任、惠民為民，使得武城一躍成為魯國名邑。孔子來到武城考察，聽到弦歌之聲，打趣問他：“割雞焉用牛刀？”言下之意是，武城這個小地方，用得著以禮樂教化嗎？言子卻以為人人都應知禮，孔子對此十分贊賞。言子所推行的“弦歌之治”，總的綱領是學道愛人，而目標是庶（人口興旺）、富（生活富裕）和教（教育發達），蘊含著敬德保民、崇禮尚和、選賢任能和清廉自律四大政德思想。
敬德保民，注重富民安人。記載言子與孔子對話的《禮記·禮運》闡述了儒家“大同”和“小康”的社會理想，是心懷廣宇的天下觀和理想社會的大道觀的體現。言子將這一思想運用到從政實踐中，要求武城大夫從政治軍，不能只是一介武夫，應該懂得敬德保民的道理，并在宰署中對他們進行德教。同時他告示居民，應送子弟入學，教以《詩》《書》，誦之歌之，弦之舞之。言子公余之暇，也親自登堂講學。言子奉行的惠民政策，使得武城政通人和，老吏無不佩服。
崇禮尚和，注重禮樂教化。言子提出，禮在公德和私德建設中的價值為“領惡而全好”，即去除丑惡而保全美好，通過禮治實現美好的社會生活，通過禮義保全美好的修為品行。言子理政主張官吏之間要“和”，但這種“和”不是做表面文章，一團和氣，甚至于沆瀣一氣；不能只是隔靴搔癢，不痛不癢，抑或顧及面子，點到為止。言子還主張各國之間保持“和”的關系，給邊境地區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創造了一個安居樂業的和平環境，武城在春秋末期乃兵家必爭之地，而言子使其成為了亂世中的一片樂土。
選賢任能，注重德才兼備。選人用人是治國理政的關鍵所在，言子認為要以禮選人，以才取人，不拘一格降人才。當時武城有一個叫澹臺滅明的人，相貌兇惡，孔子認為他無法成才，但言子卻發現他走路不抄小道，不是公事從不隨意拜訪別人，處事光明正大，這都是很好的品質，于是予以信任重用。澹臺滅明輔助言子治理武城，后又游學吳楚，在南方一帶很有影響力。朱熹曾評價說：“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茍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清正廉潔，注重嚴于律己。《禮記·檀弓上》中記載了言子準確轉述孔子“速朽速貧”思想的故事。曾子說：“我和言子聽夫子說過‘喪欲速貧，死欲速朽’這句話。”有子認為這不像夫子說的話，但這確實是夫子所言，言子把詳細的情節說出來了：“從前夫子住在宋國，看見桓司馬為自己建造石槨，耗費三年還沒完成，夫子說‘像他這樣的奢侈，死了不如快點腐爛的好！’夫子說速朽是針對桓司馬的。南宮敬叔失官返回魯國，必定帶著財寶賄賂權貴。夫子說‘像他靠財寶謀官位，丟官了不如快點貧窮的好！’夫子說速貧是針對南宮敬叔的。”言子不僅將孔子的清廉思想傳承了下來，在為官做人時也是嚴于律己。
言子的政德精神深深影響了常熟這座城市。兩千多年來，常熟名賢輩出，繪就了儒禮弦歌賡續相傳的生動圖譜——有“冒死三疏，名垂天下”的蔣欽、“履方居約，敬慎廉直”的吳訥、“富不愛錢，利在天下”的錢昕、“為政以德，崇文重教”的楊子器等。這些人物在歷史的經緯線上燦若星辰，他們的清風勁節薪火相傳、歷久彌新，持續滋潤著一方水土。（曹子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