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代知音是文人墨客經常吟詠的內容。與同代知音相比，異代知音更有一種多層面鏡像投射的意味：歷經千載，偶像已在諸多次被奉為經典的歷程中，發生了較大程度的理想化重塑；而眼下的心靈契合，又是一次以自我認識為中心的鏡像投射。也就是說，當跨越時空的兩個心靈發生契合，并非是相對于二者的平等真實的心靈契合，而是以引為知音之一端為中心，對處于經典鏡像中之偶像的取舍。
對陶淵明之心神向往，在王陽明作于正德五年的《過安福》詩中得到集中表白：“清風彭澤令，千載是知音。”正德初年，陽明因觸怒宦官劉瑾，貶謫至貴州龍場。如今謫庶期滿而復官就任江西廬陵縣知縣，對于宦海風波的厭倦之情，在與淵明的異代契合里得到表達：“歸興長時切，淹留直到今。含羞還屈膝，直道愧初心。”江西彭澤縣令是陶淵明最后一次出仕，八十多天便掛冠而去。鄙棄仕途而回歸初心的陶淵明，于是成為王陽明的知音。
如若將王陽明心學思想與陶作中表達的思想作一比較，二者其實并不算投合。雖說與思想家論著相比，陶淵明作品中表達的思想沒有那樣體系化，甚而不乏矛盾，但就其主體來看，其實包含不少對儒家思想的懷疑。陶氏常借老莊思想緩解眼下危機，由儒入道的傾向頗為鮮明，是魏晉玄學思潮影響下的產物。而王陽明心學與朱熹理學一樣，雖引佛、老入儒，但都是儒家道統的捍衛者，是圣人之學的追隨者。明白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看清陽明詩文在引陶公為知己時，對后者有所取舍，以契合儒家理想。
變得更契合儒家理想，是陶詩在后代發生的經典化重塑之主要內容。比如，陶詩常哀嘆貧窮與寂寞，就不符合儒家典范的隱士形象。杜甫曾對此提出過質疑，指出陶淵明對貧窮是很怨恨的，“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且擔心孩子是否聰明、賢達，“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這樣一個充滿世俗煩惱的人，“未必能達道”（《遣興》五首之三）。杜甫的質疑遭到后人廣泛駁斥。陶公崇拜者顯然不愿接受這一批評。崇拜陶公最著者為蘇軾，他說：“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書淵明飲酒詩后》）明清人就更不用說了，像何焯、方東樹都表示與杜甫的這個判斷勢不兩立，相信陶淵明是“達道”之士。有趣的是，在這樣的期待中，批評陶公的杜詩被逐漸誤讀。杜甫在批評陶淵明不耐貧窮的時候，用了一個詞“枯槁”，這個詞在杜詩里是指貧窮，不知不覺地，后人認為這個詞的意思是指詩歌風格。根據蘇軾、曾纮等對陶淵明詩歌的有關評價，“枯槁”是指表面平淡而內在豐富的風格，是陶詩最重要的優點。這樣一來，杜甫對陶詩內容的批評，變成了對陶詩風格的批評。明代胡應麟《詩藪》就持這樣的觀點，朱光潛在《陶淵明》一文中也沿用了這個說法。因為“枯槁”是陶詩的重要優點，杜甫的批評自然就成了不合理的偏見。在這樣的閱讀中，陶詩就被越來越多地移入經典化鏡像中去了。
陽明眼中的陶淵明，主要就來自這樣的鏡像。在陽明謫處龍場三年間創作的《居夷詩》集中，多見陶詩語匯的回響，可見他有時將貴州龍場的貶謫空間，視為淵明詩文中的隱逸空間。但陽明之居夷與淵明之隱逸，二者精神追求實有較大不同。簡單說來就是，陽明是求進取，淵明是求解脫。居夷處困的生活帶給陽明獨悟道真的機會，“龍場悟道”是陽明心學建構的關鍵環節，而淵明的隱逸詩更多面對當下人生困境而尋求心理解脫。這就導致了陽明詩一方面引用淵明語匯，一方面又有取舍而別出機杼。
陽明在龍場的耕作經歷，應該讓他想到了淵明隱居時的耕作。淵明的有關文句因此疊映在陽明詩中。即以陽明《謫居糧絕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一首為例。該詩述謫居龍場期間口糧不足而于南山春耕，“及茲春未深，數畝猶足佃”，讓人想起淵明“種豆南山下”（《歸園田居》其三），“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的詩句。陽明該詩以“謫居屢在陳，從者有慍見”交代耕作原因，以孔子在陳絕糧而弟子有怨言自擬。淵明亦有“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詠貧士》其二）的類似詩句。陽明該詩有“出耒在明晨，山寒易霜霰”述耕作辛苦，隱現陶詩名句“晨興理荒穢”，“夕露沾我衣”（《歸園田居》其三）。但另一方面，陽明與淵明對耕作的態度實有不同。二人皆以圣訓為據。《論語·衛靈公》論及耕作，以耕與學、食與道對舉，強調若耕而不學，就是“謀食”而不“謀道”，君子不當如此。以此標準衡量，淵明坦誠自己難及圣訓：“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其二）但淵明又憑《莊子》理念，在躬耕中得道。《莊子·刻意》批評了各種刻意于某種行為準則的人，推崇“不刻意而高”。淵明農耕詩即景即事，皆“多所欣”，開啟了超塵脫俗的田園詩風；其思想實質即在于此，故“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屬《莊子》理念的合道境界。陽明亦予圣訓新解，但與淵明路徑不同。孔子以耕、學對舉，陽明反在耕中求學得道。他一方面認真總結農耕技巧，指出不同種類莊稼，當植于不同高低的田地里，土之疏松、潮濕不同，需頻繁割草，細密耕耘。由此論“圃學”而識“物理”，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傳習錄》）。故以為稼穡可以得道，不當輕視：“即是參贊功，毋為輕稼穡。”（《觀稼》）“毋為輕鄙事，吾道固斯存。”（《龍岡新構》）陽明看似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其實還是以圣訓為根基，異于淵明求道于《莊子》。《論語》以耕、學對舉，本意不在廢耕，而在倡學，由學至道；陽明耕不廢學，故由耕至道，繼承了圣訓由學至道的主要思想。
王陽明的目標，是要追求圣人氣象；陶淵明的目標，則主要是擺脫眼下危機而求得平靜愉悅。所以陽明詩中常見至圣的道義追求，而淵明則多道義外的日常人生。淵明耕作是為解決一己衣食，陽明耕作在于節制一地奢靡，惠及貧寡，甚而鳥雀：“豈徒實口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貧寡發余羨。”（《謫居糧絕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陶淵明常在詩中慨嘆饑寒，王陽明則在饑寒中表現固窮操守。簡陋不堪的草庵，可以讓陽明緬懷黃唐堯舜之禮樂：“緬懷黃唐化，略稱茅茨跡。”（《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居于洞中，童仆有“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之憂，陽明則有孔子弟子顏回般的固窮之樂，“邈矣簞瓢子，此心期與論”（《始得東洞遂改為陽明小洞天》）。《論語·雍也》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回也不改其樂”。而這樣的固窮之樂，曾受到淵明質疑，衣薄不敵風寒，也為淵明所難以忍受：“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唯有《莊子》齊視萬物、消泯得失的思想，能助淵明在逆境中達到心之逍遙。
這些不同并不妨礙陽明在三年謫居期滿后寫的《過安福》詩中，引淵明為千載知音。在與王氏累世通家的魏瀚筆下，王陽明祖父王天敘也被時人視為淵明一般的人物。王天敘之“居貧”如淵明，“視紛華勢利，泊如也”亦如淵明（《竹軒先生傳》）。王天敘“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詠其間。”正德三年，陽明構君子亭，亦“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君子亭記》），并揭示“竹有君子之道四焉”——德、操、時、容，蓋夫子自道。陶淵明的形象與以竹象征的君子形象，還有魏瀚眼里的王天敘，王陽明眼里的陶淵明，及王陽明眼里的王天敘，甚而王天敘眼里的陶淵明，等等，重重疊疊的影像沒有邊界地交織在一起。每一次觀看，不僅是對偶像之經典特征的強化，也是一次新的自我精神的投射。異代知音間的心靈通道因此而并非透明、直達，而是充滿曲折、重構。(徐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