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嶺車上天，九嶺爬九年。三日三夜三望洋，三支蠟燭過巖洞。”車嶺、九嶺是福建寧德壽寧縣的古代交通要道，這首民謠生動描述了舊時進出壽寧之艱難。
漫漫古道，幽幽路亭，幾縷愁思，蜿蜒在歷史深處。時光回溯近400年前，一名花甲老者跋山涉水來到這個“地僻人難至”的地方任知縣，他就是馮夢龍。
馮夢龍是明代著名的文學家，著有《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東周列國志》等直至今天都膾炙人口的作品。因為馮夢龍的文學成就極為出彩，掩蓋了其清正廉潔、務實為民的循吏光芒。馮夢龍仕途雖然短暫，為官品級也僅僅是訓導、知縣之類的小官，但他抱著“以勤補拙、以慈輔嚴、以廉代匱，做一分亦是一分功業，寬一分亦是一分恩惠”的理念，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百姓愛戴。
明崇禎七年(1634年)，馮夢龍經過了近3個月的辛苦跋涉，到達壽寧縣。4年知縣任內，他本著“一念為民之心”“不求名而求實”“大事小事，俱用全力;有事無事，俱抱苦心”的態度，努力治理壽寧，留下千古佳話。
“縣在翠微處，浮家似錦棚。三峰南入幕，萬樹北遮城。地僻人難至，山多云易生。老梅標冷趣，我與爾同清。”這首《戴清亭》詩是馮夢龍在壽寧知縣任上寫就的，表達了自己愿與梅花同清白的高潔志向。壽寧縣南陽鎮的南山頂上，佇立著一尊老者的塑像，老者左手捋須，右手握卷，臉龐清癯，眉頭緊蹙，一副憂國憂民的神態，這就是壽寧百姓心中的馮夢龍。
《壽寧待志》記錄了馮夢龍在壽寧辦的不少實事：“城隘”篇中記載他主持修筑遭倭寇毀壞、殘破多年的城墻和城門，組織兵勇打擊匪霸，護境安民;“學宮”篇記載他捐俸修學堂;“虎暴”篇中記載他捐俸制造捕虎陷阱等，直到今天，馮夢龍與巧手周木匠聯袂除虎的故事仍在當地流傳。
面對壽寧“民無余欠，庫無余財”的窘境，他修復東壩、蓄水耕田，改革倉儲之弊，使壽寧百姓溫飽得以解決。針對官員辭舊迎新的肩輿費和修衙門用少報多又要百姓承擔的情況，馮夢龍提出“畫為定規，自行備辦”，減輕百姓負擔。面對海寇四起，鹽商逃逸，私鹽泛濫，馮夢龍廣泛征求鹽商意見，秉言上書，提出治理良策。
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65歲的馮夢龍辭別壽寧的父老鄉親，踏上返鄉之路。后人稱道他四年的宦壽生涯——“政簡刑清，首尚文學，遇民以恩，待士有禮”。
距壽寧縣130公里的寧德霞浦縣松城街道的西山洋一角，矗立著一塊刻著“長溪河源”4個字的石碑，這是清福寧知府李拔的字跡。馮夢龍離開閩東121年后的一個早春二月，46歲的李拔從湖北漢陽同知升福寧知府。
李拔是四川犍為人，由科舉入仕途，歷三任知縣一任同知，積累了豐富的基層經驗。李拔任福寧知府時，正是年富力強，他系統地對閩東大地的山川、土壤、民情等進行考察，很快找出制約當地發展的癥結，提出了“興教化莫先于足衣食，足衣食莫大于重農桑，重農桑莫要于興水利”。
閩東地處海濱，山多田少，出產糧食有限，在李拔來之前，曾有很長一段時間受限于耕地少、糧食品種單一等原因，每逢青黃不接時節，米價暴漲，百姓深受其苦。
如何解決當地百姓吃飯問題，李拔為此進行了深入思考，最終將目光鎖定在了玉米(又名包谷)。李拔向上級呈報《請種包谷議》，很快得到認可。為了穩妥推行，李拔還進行了試種，包谷當年成熟后，梗大實密，獲得良好成效。李拔命各縣通告周知，勸民大力種植，有力緩解了福寧百姓口糧緊缺問題。
李拔見閩東地理條件很好，但遍覽山野，樹木凋零。他找出本地樹木不盛根源，闡述種樹的好處，作《請教民開山種樹議》和《種樹說》，提出“非時之斧斤宜禁，而荒山之地利宜開”“官山許民認墾”“有主之山，諭令廣行種植，無許擅行砍伐”“屋后宅前宜種桑柘”“道旁路側宜種楊柳”“地角山頭或種松、杉，或種桐、茶，其余或木或竹聽其自便”“惰民有警，童山有罰”等要求。李拔深知種樹如培養人才，沒有十年之功，是不能見效的，他立足長遠，大力倡導種樹，為閩東青山綠水生態美打下基石。
福寧瀕臨沿海，境內陂塘、溝渠、港道到處都是，李拔將興水利作為自己的重責大任。他督促轄下各縣，對各自所管范圍內的水利設施細心維護。經他督促整修的塘堰99處，橋涵6座，他親自參加霞浦長溪河三壩的修理，并撰寫《請修長溪河源議》《修理福寧郡西山三壩記》。
福寧自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州升府，知府不知有多少任，李拔是比較有作為的一任。李拔居官治政，以愛為心，以嚴為度，以勤為本，以儉為尚，深受百姓愛戴，以至調任福州知府時，當地百姓不讓他走，福州人民爭著搶官，一度傳出“兩郡爭守”的佳話。
馮夢龍、李拔同為外地人來閩東任職的循吏好官，盡管兩人所處時代不同，所居官職不同，但都以各自的方式，堅守官德操守，為百姓辦了不少實事，從而青史留名。（陳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