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錢某，中共黨員，A區政府原區長。2013年下半年，A區2014至2016年城市道路清掃保潔勞務外包項目（6個標段）對外進行招標，時任A區區長的錢某與國家工作人員李小某、B保潔公司經理范某三人商議后決定合作此項目，形成以李小某的哥哥李大某的名義與B公司合作，雙方各占股50%的合作合意。錢某又與李小某達成合意，雙方各占股25%。為在形式上符合合作投資的要求，李大某與范某簽訂了合作協議，約定經營風險與利潤分成按項目所承擔履約保證金比例進行。為了讓B公司中標，錢某安排C招標代理機構經理楊某操作招投標事宜，在制作招標文件時設置有利于B公司的條件。招標公告發布后，為了提高B公司中標率，錢某利用職權修改了招標文件的評分標準，最后B公司中了兩個標段。中標后，錢某和李小某按占股比例分別交了約49萬元的履約保證金。2014年7月至2015年5月，錢某和李小某分別獲得項目分紅約337萬元。
以上項目運作由B公司具體負責，運營成本（如支付人工費、購買設備、保險等）由B公司承擔，錢某和李小某委托李大某參與以上項目的財務管理。項目到期后，履約保證金如數退還給錢某和李小某。
【分歧意見】
在討論錢某和李小某的行為如何定性時，對認定串通投標罪沒有爭議，但對于是否構成受賄罪存在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錢某和李小某的行為不構成受賄罪。“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合作開辦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資的名義獲取“利潤”，沒有實際出資和參與管理、經營的，以受賄論處。這是實務中所說的“合作投資型”受賄。錢某和李小某按占股比例分別交履約保證金49萬元，并安排李大某代表他們參與項目財務管理，屬于有實際出資和參與管理，不以受賄論處，應以從事營利活動違反廉潔紀律，對錢某和李小某進行黨紀處理。
第二種意見認為，錢某和李小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錢某利用職務之便，通過串通投標方式幫助他人非法獲得政府勞務外包項目，其與李小某打著與B公司合作投資之名行權錢交易之實，獲取分紅行為構成受賄。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從錢某的職務行為看，所獲分紅與其利用職務便利具有關聯性
在項目的招標過程中，錢某利用擔任A區區長的職務便利，設置有利于B公司的條件，親自修改招標文件的評分標準，并指使楊某暗箱操作招投標事宜，其目的就是讓B公司中標，以促成其和李小某與B公司的項目合作。可見，沒有錢某的幫忙，B公司難以獲取該項目及收益，所以B公司愿意與錢某合作。錢某之所以愿意幫忙，也是為了謀求從項目中獲取分紅。本案中，錢某利用職務便利為B公司謀取利益，B公司給予錢某分紅337萬元，該行為具備權錢交易的特征。
二、從合作動因及形式上看，所謂的合作投資是借合法之名掩蓋非法獲利之實
本案中，錢某、李小某和B公司在項目合作上各有分工，錢某幫助B公司中標，李小某中間協調，B公司負責項目運營。項目運營成本（如支付人工費、購買設備、保險等）由B公司承擔，錢某和李小某均不承擔。雖然簽訂有合作協議，但三者的合作并不是正常的、平等的商業合作。因為錢某是以權力獲取對價為目的，而B公司看中的正是錢某手中的權力，加上項目的取得是建立在串通投標的非法手段之上，獲取分紅并非正當的商業合作收益。
三、從受賄的表現形式來看，“合作投資型”受賄是受賄罪的表現形式之一，并非唯一
本案中，錢某、李小某和B公司約定利潤分成按承擔履約保證金比例進行，兩人也分別交了49萬元履約保證金，同時安排李大某參與項目的財務管理。在項目合作上，錢某和李小某有形式上的投資和一定的管理，但錢某和李小某的出資只限于履約保證金，且保證金具有擔保性質，項目完成后可以退回，與法律意義上的出資經營有本質區別。李大某參與項目管理僅限于財務管理，對項目運營并未產生實質性影響。因此交履約保證金和財務管理不能理解為對項目的投資與管理。綜觀全案，錢某利用職權以合作投資之名獲取分紅的行為，本質上就是權錢交易，不能以是否構成“合作投資型”受賄來評價該案，應以一般受賄行為對錢某和李小某定罪處罰。
（作者單位：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