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2018年5月，萬某的公司因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A省甲縣公安局立案偵查，該案承辦人為甲縣公安局民警胡某。為了打點關系，萬某找到其同學B省乙縣公安局民警黃某，黃某找到其老鄉甲縣公安局民警何某，通過何某牽線搭橋最終與胡某取得聯系并在涉案金額上得以關照。2018年5月，受萬某委托，黃某、何某一起送給胡某2萬元。2018年11月，萬某送給黃某3萬元，次日，黃某陪同萬某送給何某3萬元。移送起訴后，2020年6月，法院一審判處萬某有期徒刑二年四個月，宣告緩刑三年，并處罰金18萬元，萬某對判決結果很滿意。2020年7月，為表示感謝，萬某送給黃某15萬元，并明確表示給黃、胡、何每人5萬元，黃某留下5萬元后，將10萬元送給了何某，并請何某代為送給胡某5萬元，后何某轉送給胡某5萬元。
綜上，萬某先后3次行賄共23萬元（資金來源均為其公司），其中，黃某實得8萬元、何某實得8萬元、胡某實得7萬元。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萬某的行為構成單位行賄罪沒有異議。胡某收受賄賂，且對黃某、何某另外收受萬某賄賂的行為不知情，故其構成受賄罪毋庸置疑。黃某、何某既參與行賄，又接受賄賂，行賄過程中黃某及何某具體參與實施，且明知萬某送錢的目的并從中牽線搭橋，故其行為被認定為單位行賄共犯無異議，但黃某及何某收受賄賂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存在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黃某與萬某系朋友、同學關系，黃某與何某系老鄉關系，均屬于關系密切的人員，黃某向何某轉達了請托事項，何某又向胡某轉達了請托事項，并通過胡某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萬某謀取了不正當利益，并收受財物，黃某、何某的行為性質均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
第二種意見認為：黃某與何某、胡某通謀，由胡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在收受請托人財物后共同占有，黃某、何某的行為性質均構成受賄罪共犯。
第三種意見認為：黃某、何某利用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胡某職務上的行為，為萬某謀取不正當利益，并收受財物，黃某、何某的行為性質均構成斡旋受賄。
【評析意見】
筆者贊成第三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胡某有明確的謀利故意，黃某、何某行為不符合利用影響力受賄的特征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對利用影響力受賄作出了規定，即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實踐中，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中的受賄人非直接利用本人的職權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本案中黃某、何某行為符合該特征，但不符合“被利用（被企圖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主觀上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故意”條件。在2018年5月，黃某、何某第一次送給胡某2萬元時，已明確告知胡某請托事項，胡某認可并實施關照，已具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故意。因此，黃某、何某行為不符合利用影響力受賄的特征。
二、受賄故意和行為均具有獨立性，不符合共同受賄的特征
2007年《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本案中，萬某共有三次行賄，第一次送給胡某2萬元，第二次送給黃某、何某各3萬元，第三次送給黃某、何某、胡某各5萬元。在整個行賄過程中，萬某明知黃某不是案件承辦人，萬某為何送錢給黃某，目的就是讓黃某幫助找人疏通關系；萬某為何送錢給何某，因為沒有何某的牽線搭橋，胡某不會收受財物，更不會在案件上給予萬某關照；為何送錢給胡某，因為胡某是萬某案件的承辦人，通過胡某的幫忙萬某的涉案金額才降了下來。上述的每一層行賄都有具體的、明確的請托故意，且每個人都是明知的，行受賄故意都是獨立的，故不符合共同受賄中通謀情節。黃、何、胡三人收錢的行為亦是獨立的，胡某對黃某、何某另外收錢的行為不知情，何某對黃某另外收錢的行為亦不知情，不符合共同占有的特征。
三、黃某利用其工作關系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何某與胡某工作關系形成的便利條件，利用胡某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構成斡旋受賄
本案特殊之處在于比一般斡旋受賄多一個層級，但并不影響認定。刑法本身對斡旋層級并沒有明確的限制性規定，本案中黃某對其與何某的關系，以及何某與胡某的關系有明確認知，黃某對萬某為何要對其行賄也有明確認知，黃某利用其本人工作關系（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最終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了不正當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其行為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規定。何某作為居間聯絡人，與胡某之間雖沒有職務上的隸屬、制約關系，但其利用其工作關系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胡某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了不正當利益，并收受財物，行為性質同樣構成斡旋受賄。
（高鵬 趙雍 作者單位：江蘇省金湖縣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