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黃某，A市甲投資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李某，A市國土資源局副局長。2007年，黃某注冊成立甲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公司”），注冊資本1000萬元，黃某占股60%，趙某、曹某名義占股各20%，公司法定代表人為趙某，趙某、曹某均為黃某親屬，均未實際出資，也未參與公司經營管理，實際均由黃某出資并負責公司的日常運營管理。該公司成立后，參與開發多個房地產項目。
2009年，甲公司準備開發某房地產項目，需競拍某地塊。在競拍期間，黃某決定“找人”勸退其他參與競拍公司。此后，黃某找到李某，請其幫忙勸退其他公司，并承諾成功后給予200萬元好處費。后李某利用職權成功勸退其他公司。甲公司順利中標。2010年，為感謝李某，黃某在甲公司賬上虛列投資款200萬元，并將其送給李某。2013年，該小區清盤后，甲公司賺取1000余萬元利潤。這一過程中，趙某、曹某僅知道公司開發房地產一事，對虛列工程款用于行賄一事不知情。
2022年，李某因職務犯罪被判處刑罰，黃某向其行賄200萬元是其中一項受賄犯罪事實。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黃某向公職人員行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爭議，主要有以下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黃某的行為構成行賄罪。黃某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虛列支出，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上述行為均體現其個人意志，公司其他人員不知情，且非法獲利最終被其個人實際控制，公司只是其實施行賄犯罪的工具，即整個行賄過程體現的是黃某的意志，與甲公司無關。因此黃某行為應認定為行賄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黃某的行為構成單位行賄罪。黃某為了其實際控制的甲公司中標某地塊，是為公司謀取的不正當利益，行賄款項也是公司財物，且取得的違法所得歸公司所有，即整個行賄過程都是以單位名義進行，體現的是單位意志，黃某只是作為公司的實際負責人出現。因此甲公司、黃某均應當以單位行賄罪定罪處罰。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分析如下：
一、黃某行為是為公司謀取不正當利益，具備單位行賄罪的主觀方面要件
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規定，個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構成行賄罪，單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構成單位行賄罪。《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規定，在招標投標、政府采購等商業活動中，違背公平原則，給予相關人員財物以謀取競爭優勢的，屬于“謀取不正當利益”。根據上述規定，單位行賄罪的主觀方面是為單位謀取不正當利益。本案中，黃某為了讓甲公司中標地塊以開發房地產，請托公職人員李某勸退其他競標公司，并允諾給予好處，目的就是為甲公司在投標活動中勸退其他公司，以謀取競爭性優勢。請托事項實現后，黃某代表甲公司向李某行賄200萬元，是為了感謝李某在甲公司投標活動中提供幫助。黃某上述行為均是為甲公司謀取不正當利益，具備單位行賄罪的主觀方面要件。
二、黃某以公司名義實施行賄行為，具備單位行賄罪的主體和客觀方面要件
《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既包括國有、集體所有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也包括依法設立的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企業和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私營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根據該規定，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公司，即自然人獨資的一人公司也可以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甲公司作為有限公司，雖然受黃某一人實際100%控股，同樣可以成為單位行賄罪的主體。同時，2001年《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對單位犯罪進行了界定：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是單位犯罪。該規定明確了成立單位犯罪需滿足“以單位名義實施”的前提要件。本案中，黃某作為公司實際負責人代表甲公司行賄，請托李某提供幫助并允諾給予好處，又在甲公司虛列工程款作為賄賂送給李某，均是作為公司實際負責人，即《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規定的“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實施的相關行為，全程體現的是公司意志，可以認定為“以單位名義實施”，具備單位行賄罪的主體和客觀方面要件。
三、黃某取得的違法所得歸公司所有，不具備單位行賄罪的例外情形
根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規定，因行賄取得的違法所得歸個人所有的，應當以行賄罪定罪處罰。黃某行賄后甲公司違規取得的1000余萬元違法所得是存放于甲公司賬戶，且先后陸續用于公司經營業務。此外，《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規定，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黃某設立甲公司的目的不是為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且設立后也不是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因此，黃某行為不具備單位行賄罪的例外情形，不構成行賄罪。
綜上，黃某作為公司實際負責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虛列公司支出，給予公職人員財物，且違法所得歸公司所有，構成單位行賄罪。（江蘇省宿遷市宿城區紀委監委 金黎偉 李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