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李某，男，中共黨員，A市B區C街道公職人員。2018年10月，李某為達到個人帶薪病休目的，在A市S醫院檢查時，采取替換檢驗樣本的手段偽造檢驗證明，向單位提交了偽造的醫院證明材料，謊稱其罹患乙類傳染病，騙取了單位的信任，獲得了長期病休，于2018年11月至2020年1月期間，在未實際工作的情況下，領取單位向其發放的工資津補貼、繳納的社保費、公積金等財政資金共計人民幣20余萬元。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李某偽造證明材料長期休假，領取單位向其發放的工資津補貼等財政資金20余萬元的行為如何定性，在討論時有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李某的行為違反組織紀律。李某采取向單位提交偽造的醫院證明材料方式，謊稱其罹患傳染病，騙取單位信任，在未實際工作的情況下，領取單位向其發放的工資津補貼、繳納的社保費、公積金等財政資金共計20余萬元。李某弄虛作假，騙取利益的行為，違反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七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應認定其構成違反組織紀律。對于李某違紀行為所獲得的經濟利益，應當責令退賠。
第二種意見認為：李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李某為達到帶薪病休的目的，采取替換檢驗樣本的手段偽造檢驗證明，向單位提交了偽造的醫院證明材料，向單位謊稱其罹患傳染病，騙取了單位信任。在未實際工作的情況下，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領取單位向其發放的工資津補貼等財政資金共計20余萬元，屬數額巨大，應認定其行為構成詐騙罪，依法應追究刑事責任。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公職人員偽造證明材料長期病休，騙取單位的工資待遇，應認定其行為構成詐騙罪，依法應追究刑事責任。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之規定，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對于李某的行為，分析如下：
第一，李某符合詐騙罪的主體要件。詐騙罪主體是一般主體，凡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構成本罪，國家公職人員并未被排除在詐騙犯罪主體之外，李某符合一般主體要件。
第二，李某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李某編造傳染病謊言，采取替換檢驗樣本的手段偽造檢驗證明，符合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客觀要件，潛在的意識是不想被單位發現，更希望從單位正常獲得工資津補貼、繳納的社保費、公積金等財政資金。李某通過隱瞞事實真相，欺騙單位，在未實際工作的情況下，一直從單位獲得工資等收入，其侵占的財產屬于國家財政資金，且數額巨大，這種欺騙手段和方式，為法律所禁止。因此，李某本質上存在非法占有國家資財的主觀故意。
第三，李某客觀上實施了虛構事實的行為。李某告知單位身患傳染病，利用單位干部群眾對傳染病醫學知識的誤區，怕被傳染的恐慌心理，達到長期病休的目的。經核實，李某偽造的化驗單和調取的監控錄像都證明了李某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
第四，李某的行為造成客體受到實質損害。詐騙行為實質上是采取的手段能夠讓受害的客體陷入錯誤認識，從而被動交付財物。李某通過謊言和偽造體檢證明，虛構身患傳染病的事實，迷惑不明真相的單位，使單位基于錯誤認識，被動地向李某發放工資，實施詐騙以來獲取不應該占有的國家財政資金，自2018年11月至2020年1月期間已達20余萬元，國家的財政資金受到嚴重損害，其行為本質上即構成詐騙行為。
綜上所述，按照追究刑事責任的數額標準，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一款規定：詐騙公私財物價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本案中李某非法占有的金額達20余萬元，屬于“數額巨大”，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