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貪污賄賂犯罪中，除自行藏匿外，將犯罪所得存放至他人賬戶，或者以他人名義購買固定收益類、權益類、商品及金融衍生品類等理財產品以期獲得非法利益增值的行為，實踐中并不少見。由于理財產品品種繁多，分類及范圍界定方式不盡相同，且涉及到定期存款、基金、國庫券、債券等各種形式，相關購買行為是否構成洗錢犯罪存在一些爭議，如何精準把握自洗錢犯罪的適用范圍值得探析。
根據《刑法修正案（十一）》規定，評價自洗錢犯罪必須以行為人上游犯罪的構成為前提，界定將貪污賄賂所得購買理財產品是否構成自洗錢犯罪，前提是這些所得是貪污賄賂犯罪所得，如果不是犯罪所得而僅是違紀所得或違法所得，那么相應購買行為就不能認定為自洗錢。在此基礎上，再立足“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本質以及購買理財產品的具體行為，圍繞侵犯法益情況及犯罪構成要件來判斷。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照剖析。
一是物理變化和化學變化的關系。對犯罪所得的處置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不改變物理屬性和形態轉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為，比如占有、使用、窩藏、存儲于本人或他人賬戶等行為。這種處置只存在量的變化，是一種自然延續，理論上屬于不可罰的事后行為。另一種則是通過金融機構或者特定非金融機構予以轉移、掩飾、隱瞞，讓非法財產的來源變得模糊，讓其性質發生諸如從財產到股權、債權變化等，這種處置就發生了質的變化，如果有謀求將贓款“漂白”的故意，則應認定屬于洗錢行為。
二是靜態存儲與動態轉移的關系。洗錢行為一般包括放置、離析、融合三個階段，要達到洗錢目的往往需要出現多層次、多賬戶或多類型的動態轉移，而不是靜態存儲。倘若購買定期存款之類的理財產品，贓款一直在固定賬戶上，對金融管理秩序破壞有限、對司法機關偵查也難以造成實質影響，未構成對有關法益的侵害，故此類購買行為不宜認定為洗錢。反之，倘若購買基金、債券等理財產品，通過購買、贖回等行為實現了在不同賬戶間的轉移，將贓款資金流向了金融市場，并通過混合、收益、流轉方式返回，完成了“清洗”，在此過程中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意圖逃避司法機關偵查，就應認定為洗錢。
三是消極處分與積極處理的關系。洗錢犯罪是故意犯罪，“掩飾、隱瞞”本身就是主動、積極行為，洗錢行為的特征應當是積極運作，助推錢款性質發生變化。因此，對于將錢放置在固定賬戶上，或者在購買長期保本保息的固定收益類理財產品后長期不動，不宜認定為洗錢行為。
當然，利用貪賄犯罪所得購買理財產品往往是一個動態的、長期的過程，這三種關系并非完全靜止不變，應區分情況進行認定。比如某國有企業總經理甲在2013年通過虛構交易等方式套取公款200萬元后，將錢投至某投資公司進行投資理財。在2018年7月期滿之后，甲將本金和收益300余萬元存入其親屬賬戶，存放數月之后甲為了增值，又將賬戶贓款用于購買某期富貨幣基金、現金添利某基金等理財產品直至案發。
本案中，甲利用貪賄犯罪所得購買理財產品既有消極的、靜態存儲的量變，也有積極的、動態移動的質變，必須區分對待，才能做到精準處置。甲在2018年7月后，將本金和收益300余萬元放入親屬賬戶，在沒有流轉的存放期間，不屬于自洗錢行為。而之前2013年將贓款投至投資公司，以及之后將贓款用于購買某期富貨幣基金、現金添利某基金等理財產品，其將贓款資金流向了金融市場，通過收益回收、贖回等方式，完成了“清洗”，屬于自洗錢行為。但由于將自洗錢入罪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根據罪刑法定原則，甲在2021年3月1日前的投資理財行為，當時的法律尚未規定為自洗錢犯罪，雖然有自洗錢行為，但不能認定為洗錢罪。據統計，從2021年3月至案發，甲用贓款累計認購理財產品230余萬元，最終法院將這230余萬元認定為自洗錢犯罪。
正因為此，基于購買行為的長期性、復雜性，我們在認定時還要注意以下兩個問題。
一要注意時間節點。如前所述，在2021年3月1日之前的自洗錢行為，不能認定為自洗錢犯罪。而現實生活中，可能一些案件存在洗錢行為橫跨2021年3月1日的情況，筆者認為應當以2021年3月1日為界，對3月1日之前的洗錢行為不應認定為自洗錢犯罪；對之后的洗錢行為應當認定為自洗錢犯罪。
二要注意判定標準。將貪賄犯罪所得購買理財產品是為了增值，但不能以“增值”為標準來判斷是否構成自洗錢犯罪。因為從主觀方面，謀求非法利益最大化是貪利性犯罪的普遍心理，不能將“增值”想法作為主觀故意標準；從客觀方面，理財產品有部分就是中高風險，購買之后可能因為凈值變化而導致虧損，但虧損并不影響自洗錢犯罪的構成。（江西省新余市紀委監 委黃磊 廖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