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第八十九條規定，追訴期限從犯罪之日起計算；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從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在追訴期限以內又犯罪的，前罪追訴的期限從犯后罪之日起計算。本條規定中，“犯罪之日”即意味著符合犯罪構成之日。對于玩忽職守罪而言，因該罪系以“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侵害結果為要件，結合2003年《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關于“玩忽職守罪的追訴時效”規定，“玩忽職守行為造成的重大損失當時沒有發生，而是玩忽職守行為之后一定時間發生的，應從危害結果發生之日起計算玩忽職守罪的追訴期限。”
實踐中，玩忽職守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往往時間間隔較長，行為易與偶發因素、介入因素共同導致結果的發生，形成“多因一果”的情形，使得案件兼具不確定性和長期性。如何計算“危害結果發生之日”，在理論和實踐中均存在不同理解。第一種觀點認為，玩忽職守犯罪作為結果犯，往往同時又是繼續犯，瀆職行為造成的惡劣社會影響應延續到案發之日；第二種觀點認為，玩忽職守罪有時表現為狀態犯，其追訴期限應該從玩忽職守行為實施完畢之日起開始計算。
例如：2010年3月，民警張某在偵破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團伙案件中，未認真開展布控、抓捕工作，致使逃犯長期逍遙法外。自2011年10月至2012年4月，該逃犯流竄作案，實施搶劫犯罪22起，其中持槍搶劫5起，致2人死亡，搶劫財物價值人民幣6萬余元，案件被媒體報道，引發社會廣泛關注。2012年5月，逃犯被抓獲歸案，最終被法院判處死刑。2017年4月，檢察機關以涉嫌玩忽職守罪對張某立案偵查。
按照前述第一種觀點，張某在逃犯被抓獲之前，一直未采取抓捕工作，其玩忽職守行為一直處于繼續狀態，逃犯被抓獲之日才是玩忽職守犯罪行為的終了之日，追訴期限的起算時間應以逃犯被抓獲之日，即2012年5月為準。根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未達到情節特別嚴重的，最高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前述案例中，根據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張某的玩忽職守行為導致的危害結果未達到情節特別嚴重，應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檔次內量刑。依據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法定最高刑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經過五年，犯罪不再追訴。故本案的追訴期限至2017年5月，未超過追訴時效。按照第二種觀點，逃犯逃脫或者失去行蹤以后，應當認定玩忽職守行為已經實施完畢，逃犯繼續實施犯罪，只是玩忽職守所造成的不法后果，不能將該犯罪行為視為繼續犯，只能將其視為狀態犯，其追訴期限應從玩忽職守行為實施完畢之日，即2010年3月起算，則本案在適用玩忽職守罪第一檔法定刑時已超過追訴時效。
顯然，上述兩種觀點關于玩忽職守罪屬于繼續犯還是狀態犯之爭，導致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處理結果。筆者認為，追訴期限的計算不能落入罪名性質之爭的窠臼，應當堅持以客觀歸責方法對過失犯進行判斷，將行為人所制造的、法所反對的結果放在玩忽職守罪犯罪構成要件中，借助于價值要素和社會危險性進行分析，再結合過失內涵的具體標準，如果認為該結果可以歸咎于行為人的玩忽職守行為，就可以認為玩忽職守行為是導致結果發生的實行行為。簡言之，就是判斷危害結果與玩忽職守行為之間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系。
前述案例中，張某身為人民警察，負責偵破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因其玩忽職守的行為使得逃犯逍遙法外，繼而流竄實施搶劫。毫無疑問，張某的行為與逃犯實施搶劫犯罪存在條件關系，而暴力性、脅迫性和有組織性是黑社會性質組織行為方式的主要特征，對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不采取偵查措施，放任繼續為非作惡，意味著張某的失職行為制造了法所不容許的危險，一直到逃犯被抓獲歸案，這種危險才得以解除，故逃犯搶劫的危害后果應當包含在張某玩忽職守罪構成要件的范圍內，追訴期限起算時間應為逃犯被抓獲之日。需要指出的是，判斷玩忽職守行為引起的危險時，要充分考慮價值要素和危險范疇。譬如，張某負責偵破的案件僅僅是危險駕駛或普通盜竊等輕微刑事案件，即使后來逃犯實施了故意殺人的重罪，也無法歸咎于張某的行為制造了此種危險，追訴期限則只能從玩忽職守行為實施完畢之日起算。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判斷玩忽職守罪的追訴期限問題，需要對法所不允許的風險進行客觀評價，根據法律、司法解釋并結合黨規黨紀等相關規定的精神具體把握，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同時，對于性質惡劣的玩忽職守案件，應當嚴肅處理；對于因已過刑事追訴時效不能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應根據職權關聯程度、因果關系遠近、失職失責情節、過錯責任大小，從嚴追究相關人員的黨紀政務責任。（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紀委監委 王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