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瀆職案件查辦力度的不斷加大，一些黨員公職人員企圖通過“集體研究”的形式掩蓋瀆職行為，規避紀法責任。根據“兩高”《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相關規定，以“集體研究”形式實施的瀆職犯罪，應當依照刑法分則第九章的規定追究國家機關負有責任的人員的刑事責任。對于具體執行人員，應當在綜合認定其行為性質、是否提出反對意見、危害結果大小等情節的基礎上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和應當判處的刑罰。筆者結合辦案實踐，對查辦“集體研究型”瀆職案件談幾點體會。
立足書證，適時以事立案。書證記載的內容可以直接客觀反映案件事實，具有很強的證明力。行為人往往利用集體研究“形式合法”的特點，通過召開會議，“堂而皇之”實施不法行為。一般地，會議的基本程序包括：提出議題、召集人員、會議主持、議題討論、集體表決。這種“多環節”“公開性”的特點，決定了整個研究過程會有多人參與，并且會有相關人員記錄，如此便形成大量書證材料，比如會議請示報告、會議紀要、會議記錄、與會人員登記表、參加人員的個人筆記、會議決議、違規決策相關的制度章程及法律法規等。同時，由于涉及人員多，有大量證人證言需要收集。另外，此類瀆職案件后果中一般存在巨額損失，因而還需要重點收集資金虧損、財產流失等反映危害后果的證據材料。相關書證等材料收集完成，確有職務違法犯罪事實存在，需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如相關責任人員尚不明確，則可以事立案。
聚焦職責，明確責任主體。用權不當是各類瀆職行為的共同特征，查辦“集體研究型”瀆職需從職權入手，尋找突破口。一是明確責任主體的身份，以及責任主體的決定是否符合相關規定，對此可以查閱干部任免文件、崗位職責說明、干部履歷表以及有關法律法規等。二是明確責任性質，分清黨紀責任、政務責任和刑事責任。三是明確責任范圍，查清參與集體研究人員各自的職責內容，對照集體決定，判斷是否屬于其正常職責范圍、是否超過其法定權限，以確定屬于直接責任、主要領導責任還是重要領導責任，同時還需查清有無事先通謀共同違規決策的情況，以確定是個人責任還是共同責任。值得注意的是，實踐中“集體研究型”瀆職行為往往與貪污受賄案件交織，如某國企管理人員在收受他人好處后實施了濫用職權行為，雖然對收受賄賂的問題供認不諱，但辯稱濫用職權行為系公司黨委會集體研究決定，個人不應承擔責任。此時，應著眼于其崗位職責、職責范圍，查清真相。
突出因果關系，確保查辦質量。實踐中，“集體研究型”瀆職案件一般會存在危害后果確定但“多因一果”、責任分散的問題，故要把握好因果關系以保證責任認定準確。證明瀆職事實時，必須明確“特定義務”，如沒有或不能證明存在“特定義務”，則因果關系無法成立。一是看決策程序，查清行為人為何提出集體研究的議題，行為人在決策程序中處于哪個環節？他對危害結果的發生起到什么作用？主觀上是為了規避責任追究還是履行正常程序？二是看職責范圍，查清集體研究之事項是否屬于行為人的職責范圍，如屬于上級的授意、指令，則看上級有無干預或決定的權限，上級違法強令的則由上級承擔責任。三是看危害結果，對照相關規章制度、法律法規，逐一排查，按照“責任倒查”的工作思路，抽絲剝繭，找出危害結果發生的源頭所在，由此查清因果關系。
重視辯解，規范查辦行為。在查辦“集體研究型”瀆職案件過程中，被調查人的辯解內容應詳細記錄在卷，這既是保障其申辯權利的必然要求，也是規范審查調查行為的切實需要。此類瀆職案件涉及人員多，推諉扯皮的情況較為常見，辯解情形往往表現為對后果無明知的故意、按照領導指示、執行集體決定、沿襲以往慣例，等等。對此，首先應據實記錄、認真查核。同時，結合在案證據有針對性地予以排除，同時采納有依據、合理的辯解，根據辯解所反映出的行為人思想動態、心理特征，靈活調整查辦方向和重點。辦案人員還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分析掌握的信息，提前做好部署，形成有力證據鏈。（上海市靜安區紀委監委 馬天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