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中，黨員干部收受管理服務對象禮品禮金的行為比較常見，依紀處理相對簡單。但對于退休前后均有收受管理服務對象禮金的行為，如何準確依紀處理，則存在條例適用和尺度把握等需要綜合考量的問題。筆者在工作中曾遇到這樣一起案例。某市轄區街道城管辦主任李某、綜治辦主任張某（均系中共黨員）于2021年春節前夕到轄區內某私營企業檢查工作時，分別收受該企業負責人朱某給予的禮金人民幣3000元。同年7月，李某到齡退休。2022年春節前夕，張某約李某到朱某辦公室喝茶，兩人分別再次收受朱某禮金人民幣3000元。接受審查后，李、張二人均如實交代違紀事實，并主動退繳了違紀款項。
該案中，對于張某，依據黨紀處分條例第八十八條之規定，“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品、禮金”，給予黨內警告處分沒有異議，但對于李某，如何依紀處理？有人認為，李某于2021年春節前夕收受朱某禮金3000元的行為應當適用黨紀處分條例第八十八條之規定，給予黨內警告處分。而對于2022年春節前夕收受朱某禮金的行為，因此時李某已經退休，不再具有公職人員身份，其接受私營企業主的禮金不符合“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不宜認定為違紀。
也有人認為，李某于2021年春節前夕收受朱某禮金3000元的行為應當適用黨紀處分條例第八十八條之規定，而對于李某退休后，即2022年春節前夕收受朱某禮金的行為，則應當適用黨紀處分條例第一百一十一條之規定（廉潔紀律兜底條款）。根據黨紀處分條例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對李某兩個行為應當合并處理，同時按兩個行為中應當受到的最高處分加重一檔給予處分。鑒于李某兩次收受禮金行為均應給予黨內警告處分，故最終應當給予李某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對于上述兩種觀點，筆者均不贊同。筆者認為，對李某退休前后收受朱某禮金的行為，應當分別適用黨紀處分條例第八十八條和第一百一十一條進行處理。但在對李某進行最終量紀時，除了應嚴格依照黨紀處分條例第二十三條的規定，也應考慮李某在組織核查時積極配合，如實說明違紀事實、主動退繳違紀所得的情節，依據黨紀處分條例第十七條關于從輕或者減輕處分的規定，予以減輕處分，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離退休干部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指出，要對離退休干部強化管理監督，加強日常管理，要求離退休干部黨員特別是擔任過領導職務的干部黨員嚴守有關紀律規矩。黨規黨紀，特別是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是包括退休黨員在內的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鐵規矩、硬杠杠。一旦違反，就必須毫不妥協、露頭就打。作為黨員領導干部的李某，其退休之后，雖然自己不再履行公務，但其在原工作地以及相應地域范圍內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自身不檢點，可能會對上述范圍內的公務執行造成影響；若放任不管，其所作所為仍然會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同樣會有損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威信和形象。因此，黨員領導干部不能因為退休就搞紀律松綁。
對于退休黨員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如何處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2021年發布的第一批執紀執法指導性案例中的第4號“張某退休后違規接受宴請案”中已有明確的指導精神，即考慮到黨員公職人員已經退休，不再具有公職人員身份，可適用黨紀處分條例第一百一十一條之規定予以定性處理。所以，對于李某在退休前后收受禮金的行為應當依照黨紀處分條例第八十八條和第一百一十一條分別評價。因屬于兩種違紀行為，則應根據黨紀處分條例第二十三條之規定，進行提檔處分。
本案中，對李某的處理，除了需要看主要違紀事實，也應綜合考慮以下因素。一是李某在組織核實期間，如實交代自己的違紀事實并主動全額退繳違紀所得，具有從輕或減輕的情節；二是作為與李某同案處理的張某，其收受禮金數額與李某相同，且均為在職期間收受，若李某因退休因素的介入而導致其比張某所受的處分還重，便會形成退休期間收受禮金重于在職期間收受禮金的倒掛效果。事實上，從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可能性看，在職要大于退休。所以，就實際危害而言，退休后收受禮金應比在職期間收受禮金略低或相當，在最終量紀時需要考慮平衡性。
綜上，對于李某的違紀事實，在分別評價退休前后兩個違紀行為的基礎上，合并提檔后再考慮其有減輕情節，給予其黨內警告處分是恰當的，也能夠最大限度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胡波 作者單位：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