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受汽車作為受賄的一種方式較為常見。實踐中，受賄人先后收受同一行賄人兩輛車，且在收受新車時歸還了舊車，對于這兩次行為如何定性，受賄數額如何計算，存在不同認識。筆者在實踐中遇到這樣一起案例。某局局長張某接受企業主王某的請托，利用職務之便在工程承攬方面為王某企業提供幫助。2019年9月，張某收受王某所送價值41萬元的A轎車一輛。2021年9月，王某得知張某喜歡越野車，又購買了一輛價值25萬元的B越野車送予張某，張某同時將A轎車歸還王某。經鑒定，2021年9月，A轎車價值32萬元。兩輛車均未變更登記到張某名下。對于張某收受兩輛車的行為定性及受賄數額如何計算，存在四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張某先后收受王某兩輛車，有具體請托事項，有雙方達成的合意，張某歸還A轎車的行為是受賄既遂后對財物的處置，為退還行為，不影響對受賄事實的認定。因此，收受兩輛車均認定為受賄既遂，受賄數額為66萬元。第二種意見認為，張某在可以支配使用兩輛車的情況下，卻在收受B越野車的同時歸還A轎車，從主客觀相一致角度講，其主觀上只想占有一輛車，應認定收受一輛越野車為受賄既遂，受賄數額為25萬元。對于收受A轎車的行為，鑒于A轎車的權屬并未發生變化且兩年后予以歸還，應評價為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借用管理和服務對象車輛。第三種意見認為，張某在可以支配使用兩輛車的情況下，卻在收受B越野車的同時歸還A轎車，從主客觀相一致角度講，其主觀上只想占有一輛車，客觀上應認定其收受了A轎車兩年的使用價值和一輛越野車，受賄數額為A轎車購買價41萬元減去退還時鑒定價值32萬元，再加上B越野車價值25萬元，為34萬元。第四種意見認為，張某收受B越野車同時歸還A轎車的行為，主觀上是占有一輛車的故意，客觀上是以舊換新的折抵行為。因此，應認定收受A轎車為受賄既遂，受賄數額為A轎車的價值，再加上收受B越野車時A轎車與B越野車的差價。鑒于A轎車當時的鑒定價值為32萬元，高于B越野車25萬元的價值，因此，受賄數額僅認定為A轎車的購買價值，即41萬元。
筆者贊同第四種意見。
首先，關于退還A轎車行為的定性問題。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請托人財物后及時退還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賄；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后，因自身或者與其受賄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不影響認定受賄罪。本案中，對于張某收受B越野車的同時歸還A轎車的行為，首先在時間的長久性、主觀的占有性以及無阻卻事由上來說，不屬于及時退還的行為；其次從退還的時間點和原因上來說，也不屬于為掩飾犯罪而退還的行為。張某在收受B越野車的同時歸還A轎車，從客觀事實分析行為人的主觀認識，可以判斷張某主觀上沒有同時占有兩輛車的故意，且王某也接受了張某歸還的A轎車，因此第一種意見認為收受兩輛車受賄既遂不符合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同時評價歸還A轎車為退還行為，也不符合《意見》的相關規定。
其次，關于權屬未變更是否影響受賄認定的問題。根據《意見》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房屋、汽車等物品，未變更權屬登記或者借用他人名義辦理權屬變更登記的，不影響受賄的認定。本案中，張某收受A轎車后本人一直在使用，且持續時間較長，如無后來再收B越野車的行為，也不會有張某主動歸還的期待可能性，因此，其行為應當認定構成受賄。因此，第二種意見將收受A轎車的行為評價為違紀，顯然不妥。第三種意見認定收受A轎車的使用價值，也存在認定不全面問題，并且將車的使用價值認定為受賄對象與本案中張某與王某達成收受A轎車的合意，張某占有并使用該車兩年之久的實際情況不符。
再次，關于受賄數額的認定問題。實踐中可參考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報曾公布的朱某某受賄案，根據該案情況，2003年4月，朱某某向湯某索要價值17萬余元C轎車一輛，2007年10月，朱某某要求湯某將C轎車更換為一輛價值27萬余元的D轎車，當時C轎車鑒定價值為7萬余元。最終認定朱某某該筆事實的受賄數額為，C轎車加上D轎車與C轎車的差價，共計37萬余元。此案例中，受賄數額的計算方法實際上認定朱某某收受C轎車既遂，同時，用C轎車更換D轎車的行為是一種折抵行為，應將換車差價計入受賄總額，是對行為綜合全面的評價。因此，本案中，在全面、客觀評價收受兩輛車事實的基礎上，筆者認為，第四種意見最為合理，認定收受A轎車的行為為受賄既遂，同時，因2021年9月歸還A轎車時，A轎車的價值高于B越野車，所以，受賄數額僅認定為收受A轎車時的價值41萬元即可。
綜上，筆者認為，對收受同一行賄人兩輛車，且收受新車歸還舊車的行為，在行為定性及受賄數額認定上要充分體現刑法的謙抑性，綜合考慮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實事求是予以認定。（內蒙古自治區紀委監委 黃玲 高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