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張謇在南通唐閘鎮開辦大生紗廠，還經營內河航運，圖①為老照片中的大生碼頭。
“大生紗廠創辦初期檔案（1896-1907）”已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這批檔案記載了大生紗廠初創階段的艱辛歷程。圖②為大生紗廠股票，圖③為大生滬所送銀回單。張謇是晚清狀元，書法優秀，因此相關檔案也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本文圖片由南通市檔案館提供）
檔案是社會記憶的儲存器。保存檔案，就是保存我們的記憶。2022年，由國家檔案局選送的“貴州省水書文獻”和“南通大生檔案”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目前我國共有14項檔案文獻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13項檔案文獻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彰顯我國檔案大國、文獻大國的實力。本期我們邀請專家介紹“南通大生檔案”的內涵與價值。
一、大生紗廠是張謇創辦實業的發端
2022年11月24-2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在韓國安東舉行，由中國提名的“大生紗廠創辦初期檔案（1896-1907）”通過評審，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
“大生紗廠創辦初期檔案（1896-1907）”共205卷，見證了大生紗廠創建初期艱難的發展進程，記錄了中國早期股份制企業的資本運營情況，反映了張謇從一位傳統士紳到一個領時代風氣的企業家的轉變，也揭示了大生紗廠規范管理、遵循商業規則經營的情形。
1895年農歷八月，兩江總督張之洞委任清末狀元張謇籌辦紗廠。1899年5月23日，大生紗廠正式開車。其間集資之難，張謇日后有“坐困圍城，矢盡援絕”的感慨，但即使“進無寸援，退且萬碎”，張謇還是以堅忍不拔的意志，把現代工業引進南通，進而徹底改變了南通的面貌。
大生紗廠是張謇投身實業的開端，也是張謇日后興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的基礎。張謇所創辦的各項事業，大抵都由大生紗廠發軔，通過已有企業投資或者墊資，加上他和親友的引導，帶動社會力量和資金投入而不斷創設，漸次開展，并不斷滾動發展。這些由張謇所創企業的資金作為紐帶連接起來的企業、文化機構和慈善機構，通常被稱作大生系統，因此相關單位形成的檔案，被稱為大生檔案。“大生紗廠創辦初期檔案（1896-1907）”是其中最早也是最珍貴的部分。
大生紗廠于1899年開車之后連年盈利，使得張謇在大生紗廠的經營管理方面，擁有至高無上的話語權。張謇的檔案意識，決定了大生紗廠，乃至后來的大生系統單位檔案積累、保管的意識和水平。
檔案意識，是人們對檔案價值的認識，由此引發對檔案的積累、保管和利用的行為。檔案意識實質是權利意識，同時也是一種文化自覺。張謇的幕僚生涯，大大增強了他的檔案意識，使他開始自覺地形成和保管檔案，更善于利用檔案，不僅出于維護自身和大生企業的需要，也用于塑造良好的社會形象。
大生紗廠最早的有關檔案管理的制度，體現在張謇起草于1897年、定稿于1899年10月的《廠約》中。《廠約》是大生紗廠早年的企業管理制度，開宗明義大生紗廠的設立是“為通州民生計，亦即為中國利源計”。《廠約》明確規范大生紗廠總理（廠長）和各董事（分管業務的負責人）的權職，員工薪水的標準，余利的分配等。
《廠約》還確定了大生紗廠檔案管理的負責人是銀錢帳目董事：“入儲賣紗之款，出供買花之款，備給工料，備支雜務，籌調匯畫，稽查報單，考核用度，管理股票、公文、函牘，接應賓客，銀錢帳目董事之事也”。銀錢帳目董事相當于總理的副手，在大生紗廠地位顯赫，作為文書和檔案管理的負責人，可以確保文書和檔案工作的正常開展。銀錢帳目董事還需在每年年底“另刊帳略，分別咨商務局寄各股東”。
正是依靠高度的檔案意識和明確的檔案管理制度，1899年11月17日，張謇在致劉坤一《承辦通州紗廠節略》中，全面報告大生紗廠從1895年籌辦到1899年開車的44個月艱苦歷程后，張謇自信地說：“以上各節，皆有公牘私函可據，撮要備采”，所有匯報的內容，都有據可循，都是從檔案摘要而來。
二、重視檔案以服務企業精細化管理
“大生紗廠創辦初期檔案（1896-1907）”是在企業經營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具有原始性的特質，從而具備參考和憑證價值。大生紗廠保存的這些檔案，既為企業的精細化管理提供依據，也維護了企業的權益。
1899年5月23日開車前，大生紗廠稟請南洋大臣劉坤一，要求派員到大生紗廠實地查驗官機的破損情況。同時請江寧商務局的崔鼎，把瑞記洋行、地亞士洋行在湖北承辦這批紡紗機器的原合同拿到大生紗廠來，用合同上的機器清單與實物核對。
因為1893年瑞記洋行、地亞士洋行承辦紗機合同規定：“全廠機器備齊，零用物件配足六個月用，不得短少”；“如機器物料照來單有短少損壞，均由瑞記等行認賠”。后來根據現場勘察，以及通過與負責指導機器裝配的湯姆斯的交流，張謇在10月19日給劉坤一的咨呈中認為：“似此項分領之機，因銹損而缺，非原單所缺。”至于應該添配的機件，先由大生紗廠墊辦。
另據前往大生紗廠查驗的候補道林志道致劉坤一的稟文，官機合同的原件存江南籌防局，沈燮均和高清建議林志道，把點驗的官機清單交給江南籌防局，再與合同原單逐項對比。
大生紗廠是否借到、何時借到官機合同，或者江南籌防局是否替大生紗廠核對缺損情況，沒有史料說明。但大生檔案里確實保存著這份官機合同的抄件，張謇在首頁上批注“存滬帳房備查”，說明最終大生紗廠取得合同的復本。通過核對官機合同，一方面避免機器的缺少，另一方面也驗證銹損機器的數量，作為向官府獲取補償的依據。
檔案里還有很多大生紗廠與中外企業簽訂的合同，是張謇在慘烈的商戰中維護企業利益的保障。張謇認為：“既是買賣，應訂契約。一切交涉事例，載明約內。”這些合同不僅有大生企業與國內企業簽訂的，還有相當數量是與外國洋行訂立的。
1906年，張謇曾在上海聘請英籍律師哈華托擔任大生紗廠、大達輪埠公司、江浙漁業公司等六家公司的法律顧問，顧問事項包括“商量事件、備辦事件、陪從議事及寫信案牘”，說明大生企業簽訂的合同都是經過律師把關的，這些合同作為檔案保存，是張謇未雨綢繆的體現。
張謇強調誠信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如履行契約，所有條件稍有欺詐，則信用難以保持，何以招徠主顧？便宜不過一時，損失終無盡期。”
三、從公司檔案走向世界記憶遺產
張謇在南通創辦大生紗廠時，即在上海設立了事務所，是為“大生滬所”，大生滬所為大生紗廠售貨、融資等提供了便利。1953年，大生滬所撤銷，其保管的大生檔案，包括“大生紗廠創辦初期檔案（1896-1907）”在內，從上海運回南通。
1962年1月，江蘇人民出版社副社長蔡暹和揚州師范學院歷史系教師祁龍威、姚能等人到訪南通，與時任南通市副市長曹從坡商談，目的是建議揚州師范學院歷史系師生利用假期時間，來南通整理大生檔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曹從坡對此表示贊成。這個提議最后沒有得到落實，但推動了大生檔案向南通市檔案館的集中。
1962年春，鑒于大生檔案處于無專人管理狀態，大生紗廠又缺乏良好的保管條件，在曹從坡的主持下，存放在大生紗廠的大生檔案首先移交給南通市檔案館。時任南通市委秘書長的朱劍1962年3月10日給任職于南通市革命史料編輯室的穆烜的信里提及：“一廠的檔案資料，已擬于最近幾天運來市檔案館，公安部門調去的部分，老楊打算去看一下，也設法統一存于檔案館，以求一公司檔案之完整性。”1962年5月，暫存上海的剩余大生檔案由大生紗廠的黨辦秘書洪國輝從上海運往南通，直接入藏南通市檔案館。大生檔案由大生紗廠移交南通市檔案館保管，意味著大生檔案原有的憑證和參考價值逐漸弱化，由企業的資產轉化為社會的共同記憶。
“大生紗廠創辦初期檔案（1896-1907）”載體為紙質，包括手稿、賬冊、地圖等。大生紗廠的賬冊事無巨細，均記錄在案，足可反映中國傳統記賬方式的全面與精細。其中，每日、每周、每月核校的圓戳印記，反映大生紗廠工作流程嚴謹有序；賬冊中的草碼為中國傳統記賬方式；部分賬冊封面或空白頁寫有“堆金積玉”“余地生金”，反映諱忌“虧空”、憧憬金玉滿堂的傳統簿記文化。
張謇留存的文書集館閣體、行草、行楷等于一體，盡顯中國傳統書法藝術的審美價值，傳達出社會精英的主流審美取向。檔案中的股票、廠房設計圖紙，彰顯工業美學的風格。
世界記憶名錄是一項旨在保護、保存和便利獲取和使用文獻遺產的國際方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92年啟動了這項計劃。世界記憶亞太委員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的區域性組織。
2010年，我國《黃帝內經》《本草綱目》以及《天主教澳門教區檔案文獻》首次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目前，我國已有14項檔案文獻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大生紗廠創辦初期檔案（1896-1907）”申報《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工作，于2022年4月啟動，通過國家檔案局評審通過后，6月15日，申報文本提交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委員會。吳良鏞、虞和平、田彤等學者出任申報文本起草的顧問。之后南通市檔案館多次接受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委員會評委的咨詢，并接待外國評委代表實地查閱檔案。
張謇當年為紗廠取名時，想到的是《周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名大生紗廠。“大生紗廠創辦初期檔案（1896-1907）”展示了當時的中國人對現代化的探索，展示了中國人奮發圖強、迎頭趕上的精神。這批檔案成功申報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是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一個案例，通過檔案，我們可以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南通市檔案館 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