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山西省呂梁市方山縣的于成龍故居，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故居內現存三座院落，分別為于成龍父親于時煌、于成龍兄長于化龍及于成龍本人舊居。山西省呂梁市紀委監委 供圖
于成龍畫像（資料圖片）
提到古代循吏干臣，清初于成龍（1617—1684）必有一席之地。他45歲入仕，從知縣做起，意志堅定，篤行務實，政聲卓著，三次被舉“卓異”，終成一代封疆大吏。于成龍為官二十余載，深受當政者器重和百姓愛戴，在兩江總督任上去世后，“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于成龍可以說是古代為官者的典范，而他能夠有此成就與其秉持的為人處事之道密切相關。
見利勿趨見害勿避
《論語》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于成龍深受儒學義利觀影響，重義輕利。明崇禎十二年（1639），于成龍在家鄉山西參加鄉試，正榜沒有考中，但以副榜貢生身份取得吏部銓選資格。有人勸他，可以花點兒錢財，通通門路，補個好缺，他斷然拒絕，認為這樣不但會陷別人于危境，也違背自己的天理良心。
此后直到清順治十八年（1661），于成龍才有機會出仕。他被選去廣西羅城做知縣，要知道羅城那時還是蠻煙瘴雨之鄉，北方人光是氣候就很難適應，再加上這里剛平定不久，治安混亂，此前清廷派遣過兩任知縣，一位連同其家屬、隨從悉數殞命，另一位上任不久即棄印逃亡，羅城環境之惡劣可以想見。但就是這樣遠見不到榮華富貴、近有生命之憂的地方，別人避之唯恐不及，于成龍非但沒有退縮，反而慷慨赴任。
于成龍在擔任福建布政使時，經常有外國貢使贈送禮物，他悉數摒絕。后來有人送他名貴香料，他也只是聞一下就物歸原主。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但是面對義與利的選擇，于成龍不會謀求“非義之利”，更不會為了一己之私而見利忘義，“放于利而行”。
堅持“義以為上”是他一生所秉持的處事原則，即使身居羅城這樣的“極苦”之地，他也能夠很快適應，“居之久而不為苦”。在別人看來，這或許是甘于淡泊，但對于成龍而言，此“苦”不過是居所破舊、布衣蔬食罷了，很快就能習以為常。這種不以苦為苦的態度是對“非義之利”的淡然，也是對君子之義的堅守。
萬物皆有兩面，“苦”與“不苦”只在一念之間。王陽明當年被貶偏遠之地貴州，才有了后來的龍場悟道，心學創立。于成龍以之為榜樣，幾年時間將羅城治理得“時和年豐，盜息民安，官民親睦”。在這種境遇下還能做出如此成績，不但百姓對他感恩戴德，也讓上級對他刮目相看，于成龍因此成為當年廣西官吏考核中唯一的一名“卓異”，為他今后的仕途開了個好頭。
可以說，見利勿趨、見害勿避是一種德行，也是一種勇氣，于成龍正是憑借著它，才能夠義無反顧、坦蕩磊落。
方而不割廉而不劌
“方而不割，廉而不劌”，語出《老子》，大意為方正但不孤傲，清正廉潔但能夠寬厚包容。于成龍一生都在踐行這八個字，為人處事既堅守自己的正直和原則，同時也注重審時度勢，豁達圓通。
“方而不割，廉而不劌”表現在他嚴于律己、寬以待人上。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能夠反求諸己，遇到問題首先檢討自己，而小人則將責任歸咎于其他人。
于成龍處處以君子的標準要求自己。他當年初到羅城，身體羸弱，處境艱難，而身邊的仆從卻因忍受不了這里的環境而“群謀為歸計”，他非但沒有加以阻攔，反而“叮嚀各自逃生”。只有一位叫蘇朝卿的義仆留下，其余掉頭不顧。之后家里送來的仆人生病，他又派蘇朝卿護送其還鄉，結果羅城只剩下他孤身一人，“生死莫能自主”。落魄之時，仍能替他人著想，不累及別人，哪怕置自己于更加困難的境地，于成龍的寬厚大度可見一斑。
于成龍生活節儉，衣則求暖，食則求飽而已，對自己吝嗇，但是對別人卻慷慨大方。康熙八年（1699），于成龍升任黃州府同知，駐麻城歧亭。忽值饑荒，歧亭一周姓世家，八月未至而炊煙斷滅，妻子兒女啼哭不已，于成龍便用自己的俸銀買稻米兩石送至其家。而此時于成龍所食不過糠粥而已。所謂糠粥，就是將糠皮炒干磨成粉，撒在稀飯中同食。古語說“壁立千仞，無欲則剛”，于成龍的“薄己厚人”讓他心底無私天地寬，這也是他成就事業的強大精神助力。
“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還表現在他處理問題時注重“度”的把握上。他一向清廉自持，不受賄賂，但在羅城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在羅城，百姓感激他的付出，又心疼他過得清苦，在繳納錢糧時常會多帶幾枚銅錢，順手放置于其案牘。于成龍一定不收，百姓一定要給，于成龍遂象征性地收取四文錢，大致相當于市場上一壺劣質酒的價格，并且聲明只此一次。
他心中的“度”可以視作“方”“圓”的結合。“方”是準則、是態度，是做人的脊梁，“圓”是技巧、是方法，是處事的錦囊。他明白方中有圓，圓中有方的道理，“方”讓他立場堅定、態度堅決，而“圓”則讓他自然融通、大度寬容。
四文錢不多，但承載的卻是無價的情義；四文錢不少，它代表了于成龍的處事之道。正因為于成龍懂得情理兼顧、以誠待民的道理，故而能夠贏得百姓的信任和愛戴，昔日以民風頑悍著稱的羅城被他治理得“官民親睦……如家人父子。”
于成龍提倡節儉，反對奢侈浪費。于成龍曾被任命為鄉試外簾官，別的官員都是美服盛飾，只有他敝衣破履地站在人群中間，有人故意刁難嘲笑，他皆不予反駁，且泰然自若。顯然在服飾這個問題上，于成龍既不會因為別人的想法而改變自己，也不會對別人的行為評頭論足，他在保持自我的同時又盡量與社會、與他人達成和諧。
不止同僚，與友人相交時，于成龍也不會求全責備。黃州災荒，適逢友人拜訪，于成龍以糠粥招待，友人見食物粗鄙，罷箸不食。于成龍沒有道德強迫，也沒有理論說教，只是和風細雨地解釋：糠粥雖少見于官吏之門，卻是窮人家的便餐，他日做客府上不以糠粥招待，就罰你賑濟災民！朋友聽了，不僅沒有覺得于成龍怠慢，反而對他的清廉極為佩服。于成龍用這種不失幽默親切的方式，既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又讓別人避免了尷尬，同時還勸其為善，其處事智慧令人欽佩。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同樣語出《老子》，大意是耿直而不輕狂，能力出眾卻不張揚，這也是于成龍一生都在遵循的處事之道。
“直”是真誠，是率直。子思說：“誠者，自成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真誠是社會交往中最好的潤滑劑，是成己成人成物的法寶。
在廣西時，巡撫金光祖脾氣暴烈，對下屬態度嚴苛，動輒還會罵人。于成龍在他手下做事，自然少不了挨罵。不過他性急且硬，經常會和金光祖據理力爭。幾番交鋒過后，金光祖不但沒有記恨，反而覺得于成龍是個有想法、有能力的屬下，而且率真坦誠，值得信任，于是常邀他一起討論國計民生。
湖北巡撫張朝珍也因為于成龍的直言不諱而對他青睞有加。一次，張朝珍收到情報，說武昌城中一大戶人家私藏兵器，準備和吳三桂里應外合圍攻武昌城。這是叛亂大事，張朝珍打算立即派兵抓捕。于成龍知道后，冒著貽誤軍機的風險力行勸阻。他認為，武昌城中的大戶多半已出外避難，留在宅中看守的不過幾個仆從，家中若有武器也不過防盜自衛之用，不若先派人調查再行處置。張朝珍聽取了他的建議，最后果如其言。
值得一提的是，于成龍雖然以直待人，但從不傲慢自大，肆無忌憚。在被金光祖倚重后，他在金光祖面前較之從前更加恭敬有禮，對方的提問，他了解的會說得深入細致些，不太了解的，會說得宏觀約略些，但絕不說些沒有根據的話。而且他們談論的內容也多限于政務，于成龍并不利用上級對自己的偏愛而對政事之外的人與事妄加評判。
在黃州，于成龍“以文吏而擅武略，屢著奇勛”，取得耀眼的成績之后，他行事愈加低調。于成龍在黃州兩次平亂，立下汗馬功勞，上級要為他申請獎勵，但他無意加官晉爵，而是以老母景迫桑榆為由辭官回鄉，未獲批準。不過他善用謀劃的聲名已經海內盡知，當時正逢三藩之亂，許多省份的總督、巡撫或者其他官員寫信向他請教用兵計謀，于成龍不論對方官級大小，一一悉心回復，雖然回答的可能不算盡善盡美，但均謙虛謹慎，語出肺腑，知無不言，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作為一名卓爾不群的干將能吏，于成龍自然也會招來別人的不滿和嫉妒。如康熙十七年（1678），他離開湖北，升任福建按察使，因為升職過快，風頭過健，得罪了一些人，以至于他的離任手續遲遲辦不下來。空閑之時，他也會發幾句牢騷，但很快調整好心態，耐心細致地與時任湖北布政使徐惺溝通，為他出謀劃策，減輕工作壓力，提高辦事效率。不僅如此，他還委婉地勸說巡撫張朝珍不要苛責徐惺的延誤之失。徐惺對他很是感激，臨別之時作詩相贈。對于其余為難過他的人，于成龍也秉承愛人以德的處事原則，從未公開指責，更沒有深入追究。
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于成龍的仕途并非一帆風順，但他憑借著自己的智慧與勇氣，屢屢突破困境，向風而行。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龍在兩江總督任上病故。著名學者戴震在編修《汾州府志》時撰寫了于成龍的傳記，贊其“清嚴忠直，勤勞治事，官吏無不敬畏，歸于廉慎”，其為人處事之道，要在廉慎二字。（河南省社會科學院 徐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