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揚州史可法紀念館中的祠堂，對聯為“一代興亡關氣數，千秋廟貌傍江山”，系清代揚州知府謝蘊山所撰。關于這副對聯，還有一個頗具深意的傳說，記載于袁枚的《子不語》中。謝蘊山在夢中見到史可法，謝蘊山問其是否知道為他修葺祠墓之舉，史可法表示知道，認為此非俗吏所能為，并告誡他為官“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為官者要擔心的是自己的作為是否與職位相稱。謝蘊山又問祠堂尚缺一副對聯，史可法思考片刻后，詠出了上述對聯。
“終古衣冠留葬處，萬流瞻仰慰忠魂。”春和景明的時節，揚州城外，梅花嶺畔的史公祠，前來瞻仰明末愛國將領史可法的人絡繹不絕。從1644年到揚州督師，到1645年壯烈殉國，史可法在揚州的時間不足一年，卻深為揚州人懷念。回顧其壯烈的人生歷程背后，讀與寫是不容忽視的重要維度。
一、勤學苦讀，兼有文武之才
自古文武不分途。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史可法，本是一介書生。從有跡可循的零珠碎玉中，我們對史可法的讀與寫仍可窺見一斑。
史可法生于一個書香之家，其祖父曾經中舉。他年幼時在鄉間讀書，就以“兼有文武才”而出名。因為苦讀，也因為才華出眾，史可法很早就給順天府學政左光斗留下了深刻印象。左光斗，安慶府桐城縣人，其地文風興盛、名家輩出，他于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進士及第，“素擅文名”，后來因彈劾魏忠賢而下獄，死于獄中。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記載，一日，左光斗視學京畿，風雪嚴寒，晚上入一座古寺，不料見到廊屋里一個年輕人“伏案臥”，這正是游學郡庠的史可法。左光斗拿起案旁墨跡未干的文稿，“即解貂覆生，為掩戶”，并“叩之寺僧”。方苞果然是桐城派大家，十二個字，一連串的動作，既寫出了左光斗對寒門后生的愛護，更襯托出史可法文采斐然。雖然史可法的這篇文稿內容已無法得知，但能讓左光斗看重，足以說明史可法的文章大有可觀。
史書記載，天啟元年（1621年），20歲的史可法，被拔為秀才第一名，主考官正是左光斗。考中秀才后，史可法更加勤奮，后來回憶這段日子，他深有感慨地說，自己做秀才時，一月僅得七夜整眠。左光斗對其厚愛有加，甚至將其接到家中居住，與家中子弟一同讀書。左公閑余時，“懸榻以俟，相與抵掌時事，辨論古今”。左光斗是將史可法作為衣缽傳人來培養的，“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與左光斗相處日久，史可法學業精進：天啟七年（1627年），26歲，中舉人；崇禎元年（1628年），27歲，登進士第。這一年，考中進士的共353人，史可法三甲第26名，賜同進士出身。
中進士后不久，史可法任西安府推官，從此走上仕途，直到弘光元年（1645年），他44歲以身殉國。其間，崇禎十二年（1639年）到崇禎十四年（1641年），因為父親去世，他按照傳統禮法的要求，回家丁憂守孝，“閉戶讀書，茹菽飲水”，“復理經史舊業”，可以想見其如饑似渴的讀書模樣。史可法家居期間，“碎金帶自給”，因為家中人多花費大，史可法不得已將朝廷賜予的金腰帶上的金片典當換錢。他雖然身居高位，但絕少應酬，難得長期在家，他的時間多用在讀書上。
除了守孝的這幾年，其余時間，正如其幕僚王之楨在《跋史師相乞閑詠敘》中說，“余從師相在維揚幕府，時軍務旁午，絕不見師相理古人文字。”軍政交錯，事務繁雜，史可法實在無暇讀書，這是他的無奈。不過，王之楨幫他打理行裝，卻發現他行囊中仍攜帶了一本歐陽修編撰的《新五代史》。有書相伴，方能心安，這是書生本色。
二、愛讀經史，醉心于宋代文豪歐陽修的文章
從上述“復理經史舊業”可知，史可法丁憂在家以及此前讀書，均以經史為主。他撰寫過一副對聯：“斗酒縱觀廿一史，爐香靜對十三經。”說得上是他對自己讀書的自注。
參加科舉考試，必須讀經。明代八股取士，以四書五經中的文句做題目，闡述其中的義理，措詞要用古人語氣，文章格式不能跳脫規定，即所謂代圣賢立言。如此易固步自封、思維僵化。四書五經，畢竟是圣賢智慧的結晶，若只為功利而來，自然收獲頗淺，若為修齊治平而來，其中有浩大的境界。
史可法鉆研經書的成就，猶未可知，不過從《史可法集》（清張純修編輯，羅振常校補）中的兩篇文章而言，史可法對“仁”的理解，能從自我出發，一語中的。一篇是對《論語·述而》中一段話的闡述，這段話是孔子與學生公西華的對話。子曰：“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孔子不敢自居圣與仁，只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圣與仁的境界。史可法則由此提出，“天下事不自我操之，則四海無功；不自我深之，則百年無學。”另一篇詮釋的是《孟子·滕文公上》的“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史可法認為“心乎天下者，已于疇咨之內，偕萬靈之性命而噓，則施濟之奇，不動聲色，混乎生機之浩蕩而已矣。”由這些只言片語，我們能看到他一生蹈仁履義的堅定。
史可法讀書，“所尤醉心者，《歐陽文忠公全集》也。”史可法愛讀歐陽修，這固然因為歐陽修的道德文章堪為師表。歐陽修既是范仲淹慶歷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繼承并發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其散文創作的成就與其古文理論相得益彰，開創一代文風。
史可法醉心歐陽修，與其師左光斗的影響也不無關系。左光斗的文章奏議、詩詞章句氣勢雄渾，針砭時弊，鼓舞人心，是桐城派的先導，而桐城古文運動，與唐宋古文運動一脈相承。桐城派中，方苞的“雅潔”與歐陽修的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實質是一個意思，劉大櫆的“因聲求氣”簡直是歐陽修《秋聲賦》的化用，姚鼐的“義理、考據、詞章”與歐陽修的明道、致用、事信、言文如出一轍，桐城派“道統自任”與歐陽修的“文道合一”“文以明道”大同小異。史可法的文章，“能以簡古勝”，這與歐陽修、左光斗以至后來桐城派的風格是一個脈絡。
戎馬倥傯，史可法將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帶在身邊，不是偶然的。五代是一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亂世”，這與明末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何其相似。人的心境往往對選擇讀什么書有影響。《新五代史》充盈著一種濃厚的悲劇氣氛和強烈的抒情性，它或許暗含著史可法對明朝命運回天無力的無奈。但前途雖然坎坷，史可法還是抱著一線希望，希望知己知彼，力挽狂瀾。這是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書生意氣。
三、文章蘊家國之思，存浩然正氣
史可法留下的作品并不多。他“從未嘗以文字與章句之士爭高下”，他寫的多是實用性文章，少數的幾首詩，也有感而發，從不無病呻吟；再者，揚州城破，“一切化為灰燼”，身已許國，遑論文章。
盡管如此，史可法撰文，卻令人神往。據其幕僚王之楨親眼所見，“幕中無一簡點文字者，一切奏揭書啟之類，日于漕政暇，應發數十通，口授數敏書吏，使書之。比脫稿，皆醇鬯淹雅，曲盡機宜。又走筆判押，運腕如飛，字字皆《十七帖》（王羲之一系列名帖的總稱，因第一帖以十七開頭故名）也。”史可法的文稿，堅持自己構思，不用幕僚代筆，文如泉涌，令人驚嘆，這當然得益于他的苦讀善讀，“于古人書無不領其要旨”。
史可法的奏疏現存36篇，或向朝廷謝恩，或請辭朝廷賞賜，大多數都是就軍政要務向朝廷建議。1644年農歷八月，他接連向朝廷上疏兩次，一是《論人才疏》，一是《請進取疏》。這一年，李自成兵破京城，崇禎自縊煤山；這一年，清軍入關，鐵騎橫掃；這一年，福王即位，南明飄搖；這一年；戰亂不已，民不聊生。史可法面對內憂外患，心急如焚。一方面，朝廷內討巧的多，做實事的少，“此推彼卸，姑付庸人，倏用倏更，有同兒戲”，“舉諸臣精神力量，盡用之做官，曾無為國家實實籌兵餉者”；另一方面，福王朱由崧即位后，茍且偷安，貪圖安逸，史可法預見“進取不銳，則守御必不堅”，果然不出其所料，南明很快被滅。史可法的奏議，不僅觀點鮮明、分析精準，且切中時弊、要言不煩，在文采上，多用排偶，條理精密，文筆流暢，氣勢充沛，是以時人甚至將之與唐代政治家陸贄的政論文章相提并論。
史可法現存書牘中，最有名的莫過于《復攝政王》。當時清軍兵強馬壯，來勢洶洶，南明勢單力薄，人心喪失，史可法這封寫給多爾袞的信，既針鋒相對，又綿里藏針，既措辭委婉，又心念堅決，“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胄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愿為國死”，表明自己為國捐軀的決心。信中五次提及《春秋》，非但毫無啰嗦之感，反而覺得有理有利有節。這其實也是史可法讀書的現實運用。《春秋》乃是一部申明大義的經典，古人在國家危難之時，每以《春秋》來辨明是非、鼓舞斗志。
史可法存世詩僅7首。其《燕子磯口占》云：“來家不面母，咫尺猶千里。磯頭灑清淚，滴滴沉江底。”有家不能回，有母不能見，清淚原不輕，能沉入江底，敘事飽含抒情，那種對母親的思念和歉疚之情，隱在其中，既未明說而又呼之欲出。僅憑此，史可法足可躋身明末一流詩人行列。
《燕子磯口占》應當寫于1645年。這年農歷四月，揚州城破，史可法被執至揚州城南門，面對投降的建議，他“大罵而死”，英勇就義。史可法的遺體不知下落，后人將其生前穿過的袍子、帽、靴和用過的笏板，遵其生前的意愿，埋葬在梅花嶺上。
站在梅花嶺上，遙想史可法的忠烈事跡，遙想史可法的讀書撰述，我們看到的是對儒家修齊治平理想的勇毅篤行，是天地無私的浩然正氣。（趙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