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農書》三卷，收藏于河南省圖書館。汲古閣是明末清初江南藏書刻書重鎮。 圖片來源：《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知識庫
杭州文瀾閣存放《四庫全書》的書櫥，文瀾閣《四庫全書》在清朝咸豐年間被毀后，歷經三次補抄終于復原。 易舜 攝
杭州國家版本館主書房，巨大的龍泉青瓷屏扇門既壯觀又典雅。林作禎 攝
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讀書、勤于學習的民族，五千年悠久歷史，海量文獻傳承至今。古代關于書的學問，不論是版本學、目錄學，抑或是校讎學、輯佚學，均極為詳備，博大精深。古人讀書講究版本，善本之善，在于其錯訛較少，接近原書本來面貌。今天我們對版本的理解既繼承了古人的見解，又超越了古人的見解。請隨我們走進杭州國家版本館，欣賞江南版本之美，領略詩書江南之韻。
王維的《相思》有十多個版本，版本的選擇透露了中國人的審美情趣
春天里的杭城，風和日麗，滿目皆是青翠。第二屆全民閱讀大會將于4月23日至25日在杭州舉辦。杭州國家版本館為此將舉行一系列活動。盡管遠離市區，但一到周末，杭州國家版本館游人絡繹不絕，一票難求。杭州國家版本館毗鄰良渚博物院和良渚古城遺址公園，從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到新時代標志性文化傳世工程，杭州國家版本館與良渚在地理上的關系，巧妙隱喻了中華文脈的傳承與創新。
杭州國家版本館的建筑很有江南特色。主書房巨大的龍泉青瓷屏扇門一字排開，既壯觀又典雅，使人仿佛置身于青綠山水中。青瓷屏扇門呈現出一種玉的質感，古人認為君子的人格“溫潤如玉”，正與杭州國家版本館的另一個名字——文潤閣相呼應。設計師從南宋繪畫大師馬遠的《華燈侍宴圖》中得到靈感，設計出青瓷屏扇門，古典的意境與現代的表達相結合，無怪乎得到游人的青睞。眼下，主書房推出了“版印江南”展，緊扣“版”這個主題，呈現版畫、版刻、版本。
何為“版”？在紙張成為書籍載體之前，曾有一個漫長的“書于竹帛”的時代，用以書寫的木片通稱為“版”，因為它呈方形，所以又被稱作“方”。唐代大儒孔穎達說“一行可盡者，書之于簡；數行乃盡者，書之于方”，如果字數更多，就得書寫在很多竹簡上，再用繩子編連成冊。雕版印刷術興起后，版的含義逐漸演變為雕刻后可以用來印刷的版片。
何為“本”？《說文解字》說：“木下曰本。”帛是一種比竹、木都更加昂貴的書籍載體，帛書的保存，要將其繞一根木軸卷起來，放在書架上，露出軸頭，這便是“本”。本即指書，書本連用十分普遍。在雕版印刷術大盛的宋代，“版”“本”二字合為一名，“版本”便是雕版所印之書。
程千帆在《校讎廣義》中說，文獻學上的版本，“指同一部書在編輯、傳抄、刻版、裝訂乃至流通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形態的本子”。梳理一部書的版本脈絡、確定哪種版本較好，是文獻學家的重要工作。今天我們對于版本的認識更加寬泛，同一類事物在不同介質上的體現形態就是版本，先民在陶器上刻寫的某一類符號，某個窯系生產的一款梅瓶，《共產黨宣言》的某個語種譯本，用視頻呈現的流動的《千里江山圖》都是版本。版本并不遙遠，它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杭州國家版本館基本陳列“文獻之邦——江南版本文化概覽”中，一面展板吸引游客駐足議論，“原來《相思》有這么多版本”，許多游客如此驚嘆。唐代詩人王維的《相思》是一首流傳十分廣泛的古詩，詩云：“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這是我們今天熟知的版本，來源于清人蘅塘退士編寫的《唐詩三百首》。
在《相思》問世后的一千多年，誕生了十多個版本，不同版本間的差別有時十分顯著。如在宋人洪邁編寫的《萬首唐人絕句詩》中，《相思》是這樣的：“紅杏生南國，秋來發故枝。勸君休采擷，此物最相思。”不僅紅豆變成了紅杏，春發變成了秋發，多多采擷也變成了不要采擷。唐人范攄的《云溪友議》中的《相思》是這樣的：“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這一版本在時代上與王維最近，最大的區別是誰來采擷紅豆，愿君多采擷比贈君多采擷更委婉，更有神韻，更符合我們中國人的審美。
版本之間的差別不只是字詞上的差異，也包含了情感、價值、審美上的差別。探索版本源流，恰如乘小舟溯江而上，在領略了岸邊不同的風景后，我們會明白這一路是如何走來，會明白為何我們留戀當下的風景。
文瀾閣《四庫全書》經歷戰火之后，三度補抄終于復原
杭州國家版本館建筑在山青水綠、風景秀麗之地。山體庫房體現了古人“藏之名山，傳之后人”的理念，文潤閣居高臨下，倘若能夠登臨其上，可俯瞰那一線飄動的綠帶——良渚港。中國國家版本館的總館和三座分館，分別稱為文瀚閣（總館）、文濟閣（西安分館）、文潤閣（杭州分館）、文沁閣（廣州分館），首字皆為文，第二個字的偏旁都是水，因為書籍最怕遭遇“祝融之災”，最怕火。
如此命名，自有傳統可循。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修成后，分別存放在七座藏書閣，其命名也是首字為文，第二個字的偏旁為水（鎮江文宗閣除外）。七座藏書閣，北方四座，南方三座，分別是杭州的文瀾閣、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歷經滄桑，江南三閣中僅有杭州的文瀾閣及所藏《四庫全書》仍存。
文瀾閣的命運，折射了近代中國歷史的坎坷，以及在此艱難時世中中國人對文脈傳續的執著。文瀾閣建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年之后，朝廷開始陸續頒發《四庫全書》，至乾隆末年頒齊，共35990冊。文瀾閣坐落于孤山腳下，“左為白堤，右為西泠橋，地勢高敞，攬西湖全勝”，風景宜人，在此環境下讀書，想來必是樂事一件。咸豐十一年（1861），因為戰火，閣毀書散，直到二十年后，閣在原址重建，那么書的下落呢？
閣易建而書不易再聚。杭州藏書家丁申、丁丙兄弟一日在街市上購物，發現包東西的紙上有字，展開一看竟是文瀾閣《四庫全書》殘頁。兩人大為吃驚，痛心不已，昔日尊藏閣中的書籍竟淪落至此！丁氏兄弟由此開始搜集散佚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經過多年努力，搜得約九千冊，尚不及全書四分之一，這剩下的四分之三豈能付之闕如，丁氏兄弟在杭州官民的支持下，開始了補抄的浩大工程。
丁氏兄弟對此早有謀劃，丁丙自述“旁搜博覽，竭數年之心力，擇可購之底本購之；所不能購者，則豫借錄副；一時不及遍借，則于《簡明目錄》（即《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下小楷詳注某省某郡某某家藏某刊本某抄本，或某局刻某叢書，以待商借”。
丁丙受命主持其事后，將家中藏書拿出，請書手抄寫，丁氏兄弟的藏書樓名曰八千卷樓，八千卷不可謂不多，但與《四庫全書》相比仍為少。丁丙按照掌握的線索到處借書，最遠借到了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孔廣陶的三十三萬卷堂，為此“或函商需時，或祭告備禮，或酬以縑帛，或易以瑯函，或裹糧而往僦屋傭抄，或航海而歸頻年借補”，個中辛苦曲折不難想象。
經歷七年補抄，到光緒十四年（1888）大體完成。之后，經歷1915年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錢恂開啟的補抄工作、1923年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張宗祥組織的補抄工作，到1924年文瀾閣《四庫全書》經過三度補抄，終于得到復原。與北四閣本相比，文瀾閣本開本較小，紙質稍遜，但補抄過程中——尤其是丁丙主持的階段——依據的原本未經刪削，這使得其文獻價值不同于其他閣本。
文瀾閣本的補抄，就像一場接力賽一樣，功成不必在我，只要接力棒沒有掉在地上，總有一天會成功。在杭州國家版本館的“文獻之邦”展中，陳列了一件來自文瀾閣的書櫥。由文瀾閣到文潤閣，今天的中國人可以自豪地說，中華典籍的接力棒不僅沒有掉落，而且舉得更高。
江南藏書刻書興盛，汲古閣主人毛晉歷三十年刻印經史
南宋以后，江南成為全國刻書中心，南宋都城臨安也就是今日之杭州官刻、坊刻、私刻都很興盛，我們仍可知道一批南宋臨安書坊的名字，仍能一睹他們刻印書籍的真容。
北宋南宋是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由此產生的宋版書讓無數古代藏書家癡迷不已。清代學者嚴可均說：“書貴宋、元本者，不惟古色古香，閱之賞心悅目，即使壞爛不全，魯魚彌望，亦仍極有佳處，略讀即能知之。”古人傳抄書籍，有時因為文字相似，而把魯寫成魚，把亥寫成豕，后世用“魯魚亥豕”專指這種錯誤。古代藏書家認為，宋版書自然也有“魯魚亥豕”之誤，但多為無心之失，不是刻意為之，且宋版書是許多書的祖本，校勘之時應首重時代最早的版本，“先求其真，不可專以通順為貴”。
宋版書不僅校勘精良，它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紙質堅潤、墨色如漆、書法精妙、裝幀典雅、美觀大方，開卷還可聞到墨香。宋版書的字體，多采用唐代書法家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的字體，而我們熟悉的宋體字，則是在明代中葉形成的。
明清之際，江蘇常熟有一位藏書家，家財豐厚，愿意高價收購宋版書，他不按冊計價，而是按頁計價。這位藏書家就是汲古閣的主人毛晉，他曾在家門口張貼求購告示：“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頁酬錢，每頁出二百。有以舊鈔本至者，每頁出四十。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當地因此流傳這樣一句話——“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與毛氏”。
毛晉除了收購古籍之外，還聘請了不少書手抄書，其抄書之法不同于他家，系在原書上覆白紙影寫，世稱“毛抄本”，做工精致，與原書幾無二致，其珍貴程度或可與宋元舊版等量齊觀。毛晉因而集聚了一批珍貴古籍，有的藏書家千方百計搜羅，只是為了一個人欣賞，而有的藏書家則愿意讓更多讀書人從自己的藏書中受益，毛晉正是這樣一位藏書家。
明朝天啟七年（1627），毛晉鄉試落第后，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中毛晉登上一座高樓，看見兩塊紅牌，牌上金字奪目，仔細一看，寫的是“十三經十七史”。毛晉忘不了這個夢，覺得它必有深意，其母如此解釋——這是讓你繼續讀經史的暗示，你應當閉戶苦讀，成為醇儒。而毛晉則有不同的解讀，他要出版“十三經十七史”，嘉惠學林。他發愿從崇禎元年（1628）起，每年訂正經、史各一部并刊刻。
到崇禎十三年（1640），十三經雕版制作完畢。崇禎十七年（1644），十七史雕版也基本制作完畢，但明清易代的戰火延燒到毛晉的家鄉，他只得將十七史雕版隱藏在湖邊、巖畔、茅廬、草叢中，“水火魚鼠，十傷二三，呼天號地，莫可誰何”。待到安定后，他“收其放失，補其遺亡”，終于使“一十七部連床架屋，仍復舊觀”。歷經三十年，毛晉當初的愿望終于實現。
毛晉一生刻書超過六百種，一些古籍僅賴汲古閣本傳世，“毛氏刻書為江南一代文獻所系”，此言不虛。毛晉為讀書人提供了好版本，毛晉主持刻印的書籍、他人撰寫的毛晉生平文章，也成為了毛晉本人的版本。
在“文獻之邦”展的最后一個部分，是兩面掛滿了各種證書、獎狀的墻，這是我們普通人平凡生活的見證，是“一生的版本”，將各種版本收攏起來，組成的不僅是我們的生命史，也能聽到一個時代的心跳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