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期的學者顏之推撰寫的《顏氏家訓》是中國家訓史上的重要著作，里面談了很多教人讀書寫文章的道理。其中《勉學》篇有這樣一句：“鄴下諺曰：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說的是鄴城這地方，有個熟讀四書五經的博士，要到集市上去買驢，這可是一筆大買賣，得立下契約才行。付完錢后，博士要求賣驢人寫一份契約，賣驢人不識字，請博士代寫。他洋洋灑灑寫了三頁紙，都沒提到應該寫的“驢”字。賣驢人等得不耐煩，輕蔑地說：“你只要寫上某年某月某日，我賣了一頭驢子給你，收你多少錢，不就完了？干嗎還沒完沒了寫了整整三張紙？”圍觀的人哄笑不已，博士也自覺沒趣，忙牽著毛驢灰溜溜地走了。顏之推舉這個例子，是希望自己的后代不要效仿當時流行的文風，“問一言輒酬數百，擇其指歸，或無要會”，“使汝以為師，令人氣塞”。
北宋初年有一個叫趙鄰幾的文臣，擔任過秘書省校書郎、直史館、知制誥等職。他自幼好學，知識淵博，善寫文章，每次構思，必正襟危坐，一下筆就數千言。他寫的文章對仗工整，結構縝密，受同輩人推崇。他曾作《禹別九州賦》，長萬余言，時人爭相傳誦。但這位文章老手，在擔任為朝廷起草文書的知制誥時，卻表現不佳，《宋史》說他“及掌誥命，頗繁富冗長，不達體要，無稱職之譽”。趙鄰幾寫的公文，篇幅冗長，文辭累贅，不符合文體要求，是個不稱職的秘書，他把寫賦的才能運用到寫公文上，寫賦要求鋪張揚厲，而公文要求簡明準確。
明代一位叫茹太素的官員，也犯了與趙鄰幾同樣的錯誤，他的遭遇就更加曲折了。明代天啟年間官修的《禮部志稿》中，記載的一則掌故頗為有趣：明代洪武年間擔任刑部主事的茹太素，每次上奏章動輒七八千字乃至萬言，且語意艱澀，明太祖朱元璋每看他的奏章都頭疼。洪武九年（1376年），茹太素上了一份陳時務書，足足有17000字，因為篇幅太長，朱元璋懶得看他的奏章，讓別人念給他聽，讀了很長一段時間，還沒聽出個所以然來。朱元璋大怒，令人將茹太素杖打了一頓，隨即下令：“虛詞失實，巧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朝廷者，罪之。”
第二天，朱元璋又想起茹太素的奏折，耐著性子聽完了余下的部分，認為奏折最后提出的五條建議還是不錯的，朱元璋采納了其中四條。明明五百字就能把問題說清，茹太素非要洋洋萬言，誤時誤事。有鑒于此，朱元璋大力革新文風，命令中書省制定了行政文書規范頒發給官員，“俾陳得失者無繁文”。
趙鄰幾、茹太素都是文采不俗之人，所以下筆千言對他們不是難事，但不分場合地炫耀文采、炮制長文，則體現出他們缺乏文體意識。不同的場合要使用不同的文體，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寫作規范，古人對此十分講究，魏晉南北朝時代，已出現了“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的說法，后來對文體的辨別更加明晰。寫文章是要解決實際問題的，宜簡明平實，直擊要害，若是千言萬語才進入正題，早已錯過解決實際問題的時機了。（劉琪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