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張某甲，男，1975年1月入黨，A市環衛集團董事長。2018年7月，A市環衛集團作為業主單位對外公開招標垃圾處理廠建設項目，B公司董事長李某請求張某甲幫忙，并順利中標該項目。2019年1月，張某甲之弟張某乙找到他，提出由張某甲向李某打招呼，將垃圾處理廠建設項目中的設備采購業務拿給自己承接，賺取的利潤兩人平分。隨后，張某甲將此事告知李某，李某為感謝張某甲的幫助以及順利推進該項目，于是放棄了B公司以往從固定供應商C公司采購設備的做法，同意由張某乙承接。2019年2月，B公司拒絕了C公司以400萬元價格提供項目設備的合作意愿，同時以600萬元的價格與張某乙掛靠的公司簽訂設備采購合同。2020年6月，垃圾處理廠建設項目順利完工，張某乙從B公司獲得設備采購款600萬元，盈利240萬元。隨后，張某乙將獲利情況告知張某甲，張某甲表示同意，并讓其代為保管獲利資金。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張某甲的行為如何定性處理，有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張某甲利用本人職權幫助張某乙承接采購業務，并謀取私利，違反廉潔紀律，違紀所得為120萬元。
第二種意見認為：張某甲接受張某乙提議，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從B公司拿業務，非法獲取經濟利益，既非正常的經營行為，也不能簡單以違反廉潔紀律進行評價，應當以受賄罪論處。張某甲與張某乙系共同受賄，受賄金額應當以承接業務實際獲利為準，即犯罪所得為240萬元。
第三種意見認為：張某甲接受張某乙提議，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從B公司拿業務、非法獲取經濟利益，二人構成共同受賄，但受賄金額應當以C公司與張某乙提供的設備采購價的差價為準，即犯罪所得為200萬元。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張某甲的行為本質上是權錢交易，應當以受賄罪定性
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交易形式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
本案中，首先，張某甲接受李某的請托，幫助B公司中標垃圾處理廠建設項目，即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次，張某甲作為業主方的董事長，對項目施工方B公司具有直接制約關系，為了自己及張某乙的私利，找到李某提出想要該項目的設備采購業務，并以遠高于C公司的報價成交；再次，張某乙獲得明顯高于市場水平的“利潤”為非法獲利，張某甲讓張某乙代為保管非法獲利，實現對財物的占有，完成了整個受賄過程。
雖然張某甲在該案中通過事先辦事、事后收錢，特定關系人掛靠公司與行賄人簽訂實際實施的采購合同，他人代管受賄款等方式妄圖逃避查處，但是，其以明顯高于市場價的交易形式獲利，已為本次權錢交易標好了價格。
二、張某甲與張某乙系共同受賄，受賄金額應當以采購差價為準
本案中，有觀點認為，張某甲和張某乙共同受賄的金額應當以實際獲利為準，即240萬元。筆者不同意該觀點。
首先，張某甲與張某乙對共同能夠從設備采購業務中獲取多少經濟利益的認識并不清晰。雖然張某乙從事過設備采購業務，知道以600萬元的價格承接該設備采購業務肯定能賺錢，但實際能賺多少錢，張某乙也不確定，以240萬元的實際獲利認定受賄金額不符合二人的主觀認識。
其次，張某乙以600萬元的交易價從B公司獲得設備采購業務，實際能夠獲得多少經濟利益本身具有不確定性。雖然張某乙的價格遠高于B公司與C公司的意向交易價400萬元，但張某乙實際能夠賺取的差價取決于市場行情、自身設備供應渠道等因素，本案受賄金額不能簡單地以張某甲與張某乙實際賺取240萬元認定。
最后，B公司主動放棄的自身經濟利益具有確定性。本案中，B公司一直與C公司保持設備采購合作，在沒有張某甲的干預下，按照以往項目實施慣例，B公司與C公司就會按照400萬元的采購價格簽訂合同。但B公司為了感謝張某甲的幫助和順利推進該項目，于是在明知自身利益按照600萬元的采購價必然受損的情況下，依然與張某乙掛靠的公司簽訂采購合同，此時，B公司明知自身讓渡的經濟利益為200萬元。
因此，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問題的相關規定，受賄數額按照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本案以200萬元的差價認定受賄金額，既符合張某甲與張某乙的受賄犯意，也符合司法解釋的規定。（重慶市大足區紀委監委 尹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