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賄行賄不僅要一起查，而且要一起罰。處罰行賄的很重要一點在于行賄違法所得特別是財產性利益的追繳，而追繳的前提在于準確認定違法所得。實踐中，行賄罪違法所得的認定往往是辦案中的難點，對此，筆者談幾點思考。
一、違法所得的認定
要準確認定行賄罪的違法所得，首先必須明確違法所得的范圍。我國刑法第六十四條規定，“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筆者認為，根據該規定，違法所得，即通過違法所得到的財物。而在刑法接下來的條文規定中，“違法所得”是作為一個名詞，此時的“違法”是“所得”的定語，“違法所得”成為一個特殊概念。監察法和監察法實施條例中所涉“違法所得”，主要是針對違法所得的處置及相關方式，未對“違法所得”進行概念界定。
2017年“兩高”《關于適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規定》）第六條規定進一步明確了違法所得的范圍，成為實踐中認定違法所得的依據，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通過實施犯罪直接或者間接產生、獲得的任何財產，應當認定為違法所得；二是違法所得已經部分或者全部轉變、轉化為其他財產的，轉變、轉化后的財產應當視為違法所得；三是來自違法所得轉變、轉化后的財產收益，或者來自已經與違法所得相混合財產中違法所得相應部分的收益，應當視為違法所得。
二、行賄罪違法所得的認定
筆者根據《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規定》，進一步分析如何認定行賄罪違法所得。
一是“謀取不正當利益”（本文僅針對財產性利益）本身就是違法所得。謀取不正當利益是行賄罪的構成要件，同時也是行賄罪的違法所得。對于“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認定可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予以認定，即謀取的利益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規定，或者要求國家工作人員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行業規范的規定，為自己提供幫助或者方便條件，以及違背公平、公正原則，在經濟、組織人事管理等活動中，謀取競爭優勢的。需要說明的是，能否認為，只要行賄就是謀取不正當利益？顯然不是。僅憑行賄行為本身無法判斷利益的正當性與否，因為行賄可以謀取正當利益，故應回到所謀取的利益本身來判斷。
二是通過不正當利益直接產生的利益應認定為違法所得。比如常見的將贓款存入銀行產生的收益，又如行賄人用不正當利益的部分贓款全額購置的房產，后對外銷售所得的增值部分。行賄人一開始獲取的利益就是不正當利益，后續的收益是建立在違法犯罪基礎之上直接產生的，應被視為違法所得，這符合《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規定》相關規定。
需要說明的是，通過不正當利益間接產生的利益如何認定也是辦案實踐中的難題。比如，通過行賄獲得項目后，進行正常投資經營產生了收益，能否認定違法所得？這就需要結合案情和證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過，筆者傾向于一種認定思路，即可將該情形視為一種財產的混同，通過區分加以認定，即筆者接下來論述的一個觀點。
三是違法所得與合法財產混同后產生的利益應區分認定違法所得。實踐中遇到的難題是，違法所得與合法財產混同后產生的利益能否認定為違法所得？該情形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畢竟存在合法財產。筆者認為，可根據“來自已經與違法所得相混合財產中違法所得相應部分的收益”認定違法所得。基于此，如何區分認定違法所得與合法財產混同后產生的利益，就可以理解為混合收益如何區別計算的問題。比如，行賄獲得的100萬元與合法財產100萬元混同后購房，被查處后，所購房產拍賣得款1000萬元。按照50%的比例，其中500萬元即可認定為違法所得。然而，實踐中投資收益比例并不像前例這么容易區分，甚至混合財產產生的收益難以區分計算或者無法精準計算。這就需要結合在案證據進行認定，如果取證困難，考慮到辦案成本，可以結合市場規律、行賄人供述、證人證言、評估意見等證據，按照有利于行賄人的原則估算違法所得。（江蘇省常州市紀委監委 單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