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甲為A市某單位“一把手”。乙為甲的胞弟，高中畢業后一直無業。甲乙二人曾商議，甲來負責“當官”，乙來負責“賺錢”，由乙照顧好父母。甲自擔任某單位“一把手”后，經常攜乙參加各種飯局，把乙介紹給自己下屬，并表示乙在做生意，讓下屬“照顧”。后乙多次直接找到甲的下屬丙和丁，在工程承攬、人事安排、資金撥付等方面為他人提供幫助，收受他人財物共1000萬余元。整個過程中，甲沒有就具體請托事項向丙、丁打招呼。后甲之子購房，甲讓乙支付200萬元購房款。此外，乙負責甲乙父母的購房、醫療、保姆等費用。
【分歧意見】
對于甲乙行為的性質，有幾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乙利用甲的職務影響力，通過甲的下屬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甲明知并縱容、默許乙上述行為，應依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八十七條“縱容、默許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身邊工作人員和其他特定關系人利用黨員干部本人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謀取私利”，認定為違反廉潔紀律。
第二種意見認為：乙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數額為1000萬余元。甲利用職務便利為乙謀取利益并收受乙200萬元，構成受賄200萬元，相應地，乙構成行賄200萬元。
第三種意見認為：甲與乙共謀分工，甲利用職權為乙介紹下屬，乙直接通過上述人員為他人謀利并斂財，二人構成共同受賄，數額為1000萬余元。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結合案例具體分析如下。
一、甲乙具備共同實施受賄犯罪的意思聯絡
對于甲乙的行為，必須在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下，從整體上把握。甲乙二人曾商議，甲負責“當官”、乙負責“賺錢”，結合二人各自身份及后續相關行為能夠判斷，這種溝通雖然比較隱晦，但本質上屬于行為人對共同實施犯罪的謀劃和意思聯絡。在具備共同故意的基礎上，甲乙二人各自分工，甲在“后臺”利用自己職務職權為乙引薦下屬，乙在“前臺”尋找具體請托事項，并通過甲的下屬幫助他人完成謀利事項，收受他人賄賂，甲對謀利及收受賄賂情況概括知情，且甲乙對賄賂物進行共享，二人符合共同受賄犯罪的特征。
二、甲的相關行為屬于“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甲與乙構成共同受賄犯罪，通常要求甲利用職務便利為乙的轉請托事項提供了幫助。從表面上看，甲似乎沒有上述行為，甚至連乙為他人謀利的具體事項都不知情。對此應如何理解？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把握。
其一，利用職務便利既可以是本人直接出面提供幫助，也可以是通過他人職務提供幫助。參照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相關規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也包括利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由此可見，對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提供幫助的含義，不能單純理解為僅通過本人職務行為，在國家工作人員具備主觀故意并實施了給下屬打招呼行為的情況下，特定關系人通過下屬的職權為他人謀利行為，也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的自然延伸。
其二，給下屬打招呼的方式，既可以是明確要求，也可以是心照不宣的暗示。一般而言，國家工作人員給下屬打招呼，會采取直接與下屬聯系、明確告知具體要求或事項的方式。但本案中，甲自始至終沒有明確要求丙和丁今后利用職權為乙提供幫助，此種情形下，能否認定為甲給丙丁打招呼？對此，必須根據甲與丙、丁的上下級關系，結合常情常識常理進行理解把握。本案中，甲頻繁攜乙參加飯局，且毫不避諱地介紹乙的身份，并囑咐丙丁“照顧”乙，甲的一系列反常行為，就是在向丙、丁傳遞一種信息，要求他們為乙提供幫助，這是借助日常經驗法則能夠得出的結論，甲乙丙丁對此均心知肚明。
其三，接受轉請托，既可以是“先有轉請托事項后打招呼”“為具體請托事項一事一打招呼”，也可以是“先打招呼后有具體請托事項”“一次招呼管很多事項”。實踐中，一般情況是，他人先有具體請托事項，后通過特定關系人轉告給國家工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再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提供幫助。但本案中，甲先將乙引薦給丙和丁，此時乙尚無具體請托事項，之后乙才就具體事項直接找丙、丁幫忙，此種情形下，能否認定甲為乙的轉請托事項提供了幫助？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甲將乙引薦給丙和丁的目的，就是暗示丙、丁為乙今后的具體請托事項提供幫助，此種引薦和打招呼屬于“敞口式”，后續丙、丁幫助乙完成的請托事項，均涵蓋于此次打招呼的內容之中，甲對其打招呼后乙請托丙、丁謀利具有概括認知。打招呼在前、具體請托事項在后，并不影響甲接受特定關系人轉請托，通過下屬為他人提供幫助的本質。
三、甲在主觀上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和收受財物的故意
本案的另一個問題是，由于甲對乙后續的所有具體請托事項、收受他人財物行為在主觀上并不具體知情，若將乙的相關行為全部認定為二人共同受賄犯罪，對于甲而言，是否有悖于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其一，乙的后續系列行為，均在甲的主觀故意之內。在甲乙共同犯罪中，二人分工不同，甲對于其本人隱居幕后、乙在臺前斂財的行為模式心知肚明，不僅甲的打招呼行為屬于“敞口式”，在受賄的主觀認識和心態上，甲也屬于“敞口式”，其后乙所有的為他人謀利和收受財物行為，均涵蓋于甲的主觀故意之中，在認識上是一種明知，在心態上是一種希望或放任，對其認定為共同犯罪，完全符合主客觀相一致原則。
其二，甲對于乙收受他人財物具有共同占有故意。甲乙二人曾分工謀劃，一人“當官”，一人“賺錢”，錢款主要用于兩個方面。一是贍養甲和乙共同的父母，甲乙二人系親兄弟，養育父母是二人共同責任，甲乙約定乙“賺錢”后，由乙照顧好父母，實際上乙一人負責父母大部分開銷，該行為的本質上就是甲與乙共享賄賂的一種表現。二是乙為甲子支付200萬元購房款，明顯超出正常親兄弟之間的財物往來，甲“心安理得”提出上述要求，乙“毫不猶豫”予以接受，這種反常行為恰恰證明了甲對于乙在自己的職權幫助下獲取巨額財物的主觀明知，也反映出乙收受的財物實際是甲乙二人共同占有的本質。（艾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