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B市A有限責任公司，由戴某、張某共同出資設立。其中，戴某擔任董事長，負責公司日常經營管理，系公司實際控制人；張某擔任法定代表人。
自2006年起，A公司長期承租國有單位C的房屋用于公司經營。2011年左右，B市開展國有資產出租出借專項整治工作，國有單位C與A公司簽訂的房屋租賃協議存在約定租金過低等問題，應及時予以整改。此后，戴某找到國有單位C時任主要領導李某，請托其幫忙使A公司能夠繼續低價承租房屋。其間，戴某得知李某有購房需求，遂向李某提議將其本人名下一處房產以“友情價”低價出售給李某。戴某將以上情況告知了張某，張某默許。后戴某按約定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將其房產出售給李某。李某利用職務便利，未按整改要求提高A公司應付租金，A公司按原租賃價格繼續承租。監委調查過程中，戴某稱其將個人房產低價出售給李某系基于朋友關系，而非系代表A公司感謝李某提供的幫助。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戴某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兩種不同意見，爭議焦點主要在于：戴某用個人財產實施行賄，屬于個人行賄還是單位行賄。
第一種意見認為：戴某的行為構成行賄罪，系自然人犯罪。戴某向李某行賄時未明確表明其系代表A公司，行賄財物來源為個人財產而非單位財產，而且雖然行賄的結果是A公司獲得了降低租金成本等利益，但戴某作為公司股東最終也會獲益，故戴某的行為系個人行賄，構成行賄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符合單位行賄罪構成要件，應以單位行賄罪追究A公司及戴某的刑事責任。戴某給予李某財物的目的系為了使A公司謀取低價承租房屋等不正當利益，并且所得利益歸A公司所有，事實上是代表A公司實施行賄行為，行賄主體是A公司而非戴某個人，屬于單位行賄，A公司及戴某構成單位行賄罪。至于戴某是否表明以單位名義行賄，以及用于行賄的財物是戴某個人財產還是單位財產，不影響單位行賄犯罪的認定。
【評析意見】
本案中，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具有決策權的公司負責人的個人意志可以上升為單位意志
判斷是個人行賄還是單位行賄，首先要看行賄意志形成的主體是個人還是單位，對此需要重點把握兩點。其一，具有法律擬制人格的單位能夠形成單位意志并對自身行為負責。根據我國刑法相關規定，單位犯罪的主體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這些單位犯罪主體需要具有合法性、組織性和獨立性，滿足依法成立、擁有一定財產或者經費、能夠以自己的名義承擔責任等條件。本案中，A公司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本身可以形成單位意志，符合單位行賄的主體要件。
其二，單位意志通常是通過單位決策機構中自然人的意思表示予以體現。單位依賴于其成員而存在，一般而言，其意志的產生形式可以是單位的決策機構按照決策程序集體研究決定，也可以是在單位中起決定作用的負責人代表單位做出意思表示。其中，單位集體決策不僅限于事先決策，事后追認同意亦可認定為單位意志的形成。本案中，A公司由戴某、張某共同投資設立，一方面，戴某作為董事長、實際控制人，對公司行為有決策權，其個人意志能夠代表單位意志；另一方面，戴某實施行賄行為后告知了張某，張某知曉后予以默許，這就相當于A公司其余股東對行賄行為表示了追認，也意味著戴某的個人意志轉化為了單位意志。
二、為單位謀取不正當利益和行賄所得利益歸單位所有，滿足單位行賄的實質要件
區分單位行賄與個人行賄時，對于行賄目的及利益歸屬的判斷尤為重要。其一，認定單位行賄，行為人主觀上要為單位謀取不正當利益。這就要求行為人實施行賄行為的動機和目的是為單位而非為個人謀取利益，并且所謀利益要具有不正當性。需要注意的是，所謀利益正當與否不能僅源自于行為人的主觀認知，還要在客觀上進行判斷。其二，認定單位行賄，客觀上行賄的違法所得必須歸單位所有。實踐中，如果行賄所得歸單位所有，一般構成單位行賄罪；如果歸個人所有，即使在形式上看是單位行賄，也應以行賄罪論處，而不能認定為單位行賄。
本案中，戴某向李某行賄，主觀目的是為了使A公司能夠低價承租國有單位C的房屋。李某收受賄賂后，利用其本人職權，未按照要求進行整改，進而使得A公司繼續以低于市場的價格承租國有單位C的房屋，獲利主體為A公司，而且所得利益顯然具有不正當性。A公司作為有限責任公司，是具有獨立財產的法人，其公司資產不能等同于戴某個人財產。雖然A公司因行賄行為獲得低價承租的財產利益后，戴某作為公司股東實質上也會獲得相應利益，但不能直接推斷為A公司行賄所得的利益歸于戴某個人所有。實踐中，有的有限責任公司財務管理不規范，公司負責人個人財產與公司財產存在部分混同，比如偶爾使用個人賬戶處理部分公司事務等，這種情況下有時難以準確界定行賄利益歸屬，此時就應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進行準確判斷。如果是合伙企業、個人獨資企業、個體工商戶行賄，由于這些組織沒有獨立的法人財產，而是與投資者個人財產高度混同，投資者對經營過程中發生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所得利益實質歸投資者個人所有，即便形式上是以單位名義實施行賄行為，仍不宜認定為單位行賄犯罪，而應以個人行賄予以評價。
三、判斷單位行賄主體時應對“以單位名義”作實質理解
區分行賄主體是個人還是單位、是此單位還是彼單位，不能單純從形式上看以誰的名義實施或者以行賄財物的來源作為認定標準，而要結合行賄意志、行賄目的、利益歸屬等因素進行實質判斷。其一，單位行賄未必都以本單位名義實施。在單位行賄犯罪中，有的行賄人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并未表明其代表本單位，還有的以個人名義或其他單位的名義進行行賄。這種情況下，如果行為人是為了單位利益而行賄，并且違法所得也由單位獲得，那么即使沒有以本單位名義實施，也應當認定為單位行賄。就本案而言，戴某以低價出售其房產的方式向李某行賄，形式上以個人名義實施不影響單位行賄罪的認定。如果戴某為了經營便利，除了A公司外還注冊成立了A1、A2等關聯公司，人員、住所、經營范圍與主營公司A混同，多家公司的經營所得實際上均歸屬于A公司并由戴某統一調配使用。那么，當戴某以A1、A2公司的名義與國有單位C簽訂房屋租賃協議時，雖然從合同形式上看，戴某的行賄行為使得A1、A2公司違規低價承租房屋，但鑒于實際所得利益歸A公司所有，可認定為A公司為單位行賄主體。
其二，單位行賄并不要求必須使用本單位財產。行賄類犯罪中有時會遇到行賄財物來源與利益歸屬不一致的情況。此時，行賄財物的來源雖然是判斷行賄主體的因素之一，但不是決定性因素。公司負責人使用個人財產或其他單位財產進行行賄，所得利益歸本單位所有的，不影響單位行賄的認定。本案中，戴某作為公司負責人用其個人財產行賄，實質上是為了給A公司謀利、所得利益也歸A公司所有，因此行賄主體是A公司而非戴某個人。某案例中，潘某同時擔任D公司、E公司的負責人，其為了使D公司獲得不正當利益，決定使用E公司的財產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所得不正當利益均歸D公司所有，單位行賄主體仍應為D公司。（北京市朝陽區紀委監委 王宇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