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人，世稱“昌黎先生”。在許多人心中，他是“文起八代之衰”的辭章巨公、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也是正師道、弘儒學、從祀孔廟的百代之師。
其實，他還是一位以“兼濟天下”為己任、恪盡職守的清廉人臣。在廣東陽山、潮州，韓愈勤政恤民、興師重教的事跡有口皆碑，特別是他任潮州刺史僅半年多的時間，就留得了“贏得江山都姓韓”(趙樸初《訪韓文公祠口占》)的吏治佳話。
愈挫愈勇 陽山奮起
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韓愈冒著風雪，經過2個多月的長途跋涉，終于抵達陽山縣就職。
這并非他第一次來到遙遠的嶺南。韓愈父母早亡，幼年隨長兄韓會南謫至韶州(今廣東韶關)。不久，韓會病逝于此。而陽山在韶州西南，山川險峻、荒涼閉塞、終年炎瘴的環境令初來乍到的韓愈深感不適，更加深了他“待罪于斯”的黯淡心境。他在《送區冊序》中稱，“陽山，天下之窮處也”，“縣廓無居民，官無丞尉”，因語言不通，他只能“畫地為字”與人交流。
在最初愁悶的心緒漸漸平復之后，他寫下《縣齋有懷》一詩，回顧了自己科場蹭蹬、懷才不遇的前半生。
年輕氣盛的韓愈滿心期待著在考場上“一戰而霸”，可惜出師不利。貞元三年至五年(公元787—789年)，他3次參加進士科考試連續落第，直到第4次入闈才順利上榜;隨后又3次參加“博學宏詞科”考試，均鎩羽而歸。
韓愈3次上書當朝宰相趙憬，望得其賞識，結果不但杳無音信，反而惹來“躁進”“汲汲于功名”的非議。心灰意冷，加之迫于生計，韓愈無奈于公元795年離開長安，兩度入地方節度使幕僚。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第4次投考終于通過銓選，次年被任命國子監四門博士。
在陽山令任上，韓愈的貢獻在兩個方面：一是普及耕作技術，勸課農桑;二是傳播中原文明，使得過去“戶不聞詩書”的落后山區呈現出“入耳有弦歌”的文雅之象。
如今，陽山不僅擁有賢令山、韓公祠、韓山書院等眾多相關人文遺跡，更存有韓愈手書的“鳶飛魚躍”摩崖石刻、《遠覽》詩刻、《千巖表》題字等珍貴文物。
仗義執言 再遭南貶
韓愈在陽山的積極作為，除了源于百折不撓的個性，更與其鞠躬盡瘁的從政理念密切相關。
韓愈在《圬者王承福傳》中，借圬者(泥瓦匠)之口指出，百官無論官職高低，都應“惟其所能”，竭力做好本職工作。正如器皿的大小形狀不一，是為了各盡其用。若“食焉而怠其事”，光拿俸祿卻不作為，則必有災殃。
在國子監任職期間，他有感于當時長安朝野“恥學于師”的陋習，又作《師說》加以批駁，捍衛師道尊嚴，造成極大震動。
公元806年夏回到長安后，韓愈歷任國子博士、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時有遷降，浮沉不定。他曾因反對宦官包庇東都洛陽的僧道信徒蔑視法紀、胡作非為，與宦官集團結怨;任河南令時，為阻止地方部隊暗中蓄養兵力、意圖不軌，韓愈又陷入與藩鎮勢力的斗爭之中。
任史館修撰時，韓愈還曾受命參與編寫《順宗實錄》，因據實記錄德宗、順宗在位時期諸多弊政內幕，“忠良奸佞，莫不備書”，最終朝廷多次下令派人“刊正”。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沉迷佛道的憲宗派使者前往鳳翔，恭迎佛骨舍利于宮內供養，此舉引得王公士庶趨之若鶩，長安崇佛風潮盛極一時，甚至有民眾為求功德，不惜“廢業破產、燒頂灼臂”。
時任刑部侍郎的韓愈作《論佛骨表》，痛陳迎佛骨之荒謬。憲宗讀后大怒，險些處死韓愈，幸得宰相裴度等大臣說情，乃改判潮州刺史。
利居眾后 責在人先
公元819年正月，韓愈被迫離開長安趕赴潮州。不久，其家眷也被逐出京城，幼女不幸病夭。在經由藍關古道翻越秦嶺時，遇上大雪，他懷著滿腔的悲憤寫下了著名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冰天雪地，長路漫漫，韓愈深感世事的無常與徹骨的寒意。南下途中，他又在《瀧吏》等詩作中描述了漲海連天、毒霧不絕、颶風頻繁、鱷魚出沒等景象，時時膽戰心驚。
《舊唐書》本傳載，當年3月底，韓愈甫到潮州，便四處訪農問稼，了解民生疾苦。得知鱷魚成災、食民牲畜之后，他于4月在“惡溪”渡口舉行儀式，以一紙《祭鱷魚文》顯示了驅逐鱷患的決心。
另據潮州《海陽縣志》及民間傳說，韓愈曾在當地修堤鑿渠。但他最為人稱頌的，無疑是延師建學、振興文教之功。韓愈在《潮州請置鄉校牒》中提到，自愿捐出俸祿，“以給學生廚饌(改善伙食)”。
在韓愈的政令推動及名望感召之下，潮州逐漸文運弘開，禮樂昌隆。據清乾隆年間《潮州府志》記載，潮州進士及第人數從唐代寥寥數人增至宋代一百余人。從宋代開始，潮州人民便把韓愈驅鱷的“惡溪”改稱為“韓江”，他登臨過的“東山”(筆架山)則易名為“韓山”。
公元819年10月底，韓愈獲大赦，移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到任后，繼續施行仁政，大舉贖放奴婢。公元820年底返回京師，官至吏部侍郎等職。
病逝前兩年，韓愈還以宣慰使身份孤身犯險、深入鎮州，不費一兵一卒平息兵變。這就是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說他“勇奪三軍之帥”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