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公元1389—1464年)，字德溫，號敬軒。河津(今山西省河津縣)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學家、文學家，河東學派的創始人，世稱“薛河東”。官至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天順八年(公元1464年)卒，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號文清，故后世稱其為“薛文清”。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從祀孔廟，是明朝第一位獲準從祀孔廟供后人祭拜的賢哲。在學問上，他清修篤學，自成一派，堪稱一代之宗;在為官上，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直節不屈，被稱為“光明俊偉薛夫子”“鐵漢公”。
一身正氣 不畏權貴
正統初年，薛瑄在吏部尚書郭琎的舉薦下出任山東提學僉事。當時，宦官王振受英宗寵幸，權勢日盛，后來竟摘下明太祖掛在宮門上的禁止宦官干預政事的鐵牌，堂而皇之地干預朝政。有一次，王振問首輔大學士楊士奇：“我的同鄉中，誰可以大用?”楊士奇推薦了薛瑄。王振隨即將薛瑄召回京城擔任正四品的大理寺左少卿。
薛瑄到京任職后并不去拜見王振，王振覺得奇怪，還專門到內閣過問此事。王振知吏部主事李賢與薛瑄交情甚厚，便派他傳話，“令致己意，且言振素問之。”沒想到薛瑄卻不領情，他正色說：“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弄得王振很沒面子。后來眾官在東閣議事，王振一來百官皆跪，只有薛瑄一人長揖不拜。王振嘴上不說，心里卻對這個“不知好歹”的同鄉恨之入骨。
景泰初年，權宦金英奉命出使南京，離開時當地官員設宴為金英餞行，只有時任南京大理寺卿的薛瑄一人不肯前往送行。金英頗有雅量，回京后反而向眾人夸贊薛瑄：“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薛瑄不畏權勢的傲骨底氣從何而來?金英所說“南京好官，惟薛卿耳!”或可成為一個注腳。攀結權貴興許能夠飛黃騰達，但好官顯然看淡了人情甚至官階，為百姓謀實事辦好事才是其志向所在。
公慈明剛 勤政愛民
薛瑄自從政之后，心里始終裝著百姓，他非常重視民情民意，這從他的“為官心得”《從政錄》中所記“為政通下情為急”“做官者于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未至也”中便有所反映。自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履職大理寺左少卿起，薛瑄長期在大理寺任職。大理寺執掌刑獄案件審理，肩負守護當時法律最后一道防線的職責。薛瑄不敢有絲毫懈怠，在此崗位上，他叮囑自己并告誡后人“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在這樣的思想引領下，薛瑄執法時可謂一絲不茍，嚴控冤假錯案。
清正自律 “廉”為世范
考上進士入仕京城，在很多人看來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但薛瑄似乎并不這么認為。他曾以韋應物的詩句“自慚居崇處，未睹斯民康”自省，為自己身為京官而不能深入一線基層訪察民情、體味百姓冷暖而感愧疚，按他自己的表述是“惕然有警于心云”。也就是說，在京官崗位上他一刻不敢茍安偷閑，而是鉚足干勁隨時以應不時之需。大凡送禮者，無論是誰，不論其職位多高，在薛瑄面前沒有不碰一鼻子灰的。
《中州人物考》記載了這樣一件事，薛瑄就任南京大理寺卿時，當地眾官沒人敢和南京守備太監興安、袁誠二人分庭抗禮。興安見到薛瑄時就對身邊的人說：“這就是敢和王振作對的那個人，有什么可以讓他屈服的呢?”興安思來想去想到了送禮，便于端午時登門送扇，薛瑄以“此朝廷禮，不敢受”為由毫不客氣地拒絕了。
久居官場，自然見慣了迎來送往，使薛瑄對廉政的重要性有著清醒的認識。他總結發現“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茍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在他看來，“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茍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薛瑄獨具慧眼把廉政分為3種境界，即自廉、他廉、被廉。而綜觀薛瑄一生所為，他既不刻意為“名節”而廉，更不因“畏法律保祿位”而廉，他的清廉純粹發自本心，因為明理，所以從不妄取，因為不妄取，所以清白立世，“廉”為世范。（王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