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中，由于少數村組干部紀法意識淡薄、私欲膨脹、缺乏有效監督等原因，涉及農村“三資”領域的違紀違法案件頻發，尤其是村組干部挪用錢款的行為，由于村委會等基層自治組織具有自治性質和協助政府從事公務的雙重職能，村組干部管理的錢款來源多樣，因此，村組干部挪用錢款行為構成挪用資金罪、挪用公款罪還是職務侵占罪等相關定性問題值得關注。
【關鍵詞】
村基層自治組織村民小組挪用資金罪挪用公款罪職務侵占罪
【案例簡介】
案例一：甲，A區B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村經濟合作社社長。2019年4月，甲得知其朋友做生意資金不足，于是未經集體決策，個人決定將村自有資金200萬元以個人名義借給其朋友用于經營，未約定利息和謀取其他經濟利益。2020年4月，甲將挪用的200萬元全部歸還。2020年5月，B村集體土地因被國家征用而獲得土地征用補償費。2020年7月，土地征用補償費均已依法向B村村民發放和補償到位，還剩余部分土地征用補償費留存村集體賬戶，甲將其中10萬元用于歸還個人賭博欠款，2020年9月，甲歸還10萬元。
案例二：乙，C區某村D村民小組組長。2019年6月，D村民小組集體土地因被國家征用而獲得土地征用補償費800萬元，該款項委托D村民小組管理，乙利用職務便利將其中10萬元挪用購置房產。2019年12月，乙將10萬元歸還。2020年1月，D村民小組將上述土地征用補償費專項資金與部分村民小組集體自有資金600萬元存入同一賬戶，未建立單獨會計賬目。2020年7月，乙利用職務便利，挪用賬戶中20萬元用于歸還個人購房借款，2021年1月起，乙陸陸續續歸還10萬元，2021年7月，乙發現過了一年也沒人注意到其挪用錢款的行為，于是決定不歸還余下的10萬元，并采取以虛假發票平賬手段，使未還的10萬元已難以在單位財務賬目上反映出來。
【罪名剖析】
案例一中，甲2019年4月挪用的錢款性質為村集體自有資金，2020年7月挪用的錢款為已依法發放和補償到位后剩余的土地征用補償費，此時補償費已屬于村集體經濟組織收益，管理剩余補償費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集體事務，故甲兩次挪用均構成挪用資金罪。案例二中，乙作為村民小組組長，2019年6月協助人民政府從事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管理工作時，屬于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應當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其于2019年6月挪用土地征用補償費的行為構成挪用公款罪。其于2020年7月挪用款項時，因為無法區分挪用的款項為公款還是集體資金，從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已歸還的10萬元構成挪用資金罪，未歸還的10萬元，由于乙在主觀上從挪用轉化為占有，因此構成職務侵占罪。
【難點辨析】
一、挪用剩余土地征用補償費的定性問題
挪用款項的性質是區分挪用資金罪、挪用公款罪以及挪用特定款物罪的重要區別，三者立案追訴、定罪量刑的標準不同，因此正確認定款項性質在實踐中非常重要。
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曾就村基層組織人員侵吞、私分土地補償費用如何定性，請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就此作出批復：1.被告人私分的款項雖然來源于政府撥付的土地補償費用，但相應費用均已依法發放和補償到位，在歸屬上應界定為村的集體財產，其利用擔任村干部的職務便利私分有關款項的行為侵犯的是村集體財產權，而非國有財產權。2.在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所規定的“協助人民政府從事土地征收、征用補償費用的管理”時，應注意把握“協助”的時間節點，避免擴大“從事公務”的認定范圍。在王忠良、王亞軍挪用資金案中，法院認為，王忠良、王亞軍挪用的土地征用補償費是已經發放后剩余的土地征用補償費，屬于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其管理資金僅是村、組集體經濟組織的事務，屬村民自治范圍內的集體事務，與以國家或者政府名義實施的各種國家事務和公共事務的活動有本質的區別，不屬于協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即“公務”的范疇，故二被告王忠良、王亞軍的行為，應認定為挪用資金罪。
根據相關規定，土地征用補償費應主要用于被征土地農民的生產生活需要，留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征用補償費屬農民集體資產，應當用于發展生產、增加積累、集體福利、公益事業等方面，不得用于發放干部報酬、支付招待費用等非生產性開支。因此，案例一中，甲于2020年7月挪用發放后剩余的土地征用補償費的行為，因此時的剩余補償費已屬于集體經濟組織收益，管理剩余補償費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集體事務，不屬于協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即“公務”的范疇，應該認定其行為構成挪用資金罪。
案例二中，乙作為村民小組組長，協助人民政府從事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管理工作時，屬于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應當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其于2019年6月挪用土地征用補償費的行為構成挪用公款罪。
二、無法區分款項為公款還是集體資金時的定性問題
實踐中，存在村組干部挪用的錢款，因村集體資金和公款混用而無法區分是公款還是集體資金的問題。比如案例二中，D村民小組將土地征用補償費專項資金與村民小組集體自有資金存入同一賬戶混用，未建立單獨會計賬目，導致無法區分款項為公款還是集體資金。
參考《刑事審判參考》中“陳煥林、楊茂浩挪用資金、貪污案”的指導精神，挪用公款罪的行為對象是公款，而挪用資金罪的行為對象則是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資金。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挪用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七項事務中的款項，構成挪用公款罪，若基層人員利用的是村內自治管理服務之便，挪用村集體資金的，則構成挪用資金罪。但是，如果無法查明挪用款項的性質，則根據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從有利于被告人角度出發，按照處罰較輕的挪用資金罪加以認定。
筆者認為，案例二中，D村民小組集體自有資金和土地征用補償費專項資金混用，乙于2020年7月挪用資金的性質不明，既可能均是集體資金，也可能均是土地征用補償費，也可能兩者兼有，在無法確定款項性質以及挪用款項利用的是從事特定公務之便還是管理村民小組集體自有資金之便的情況下，按照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從有利于被告人角度出發，應當按照挪用資金罪處罰。
三、挪用資金用途的認定
挪用資金罪有三種行為類型：一是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二是雖未超過三個月，但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三是進行非法活動的。不同行為類型的犯罪構成要件和立案追訴標準不同，正確區分挪用資金行為的類型直接涉及罪與非罪的認定。
從字面含義看，挪用資金的三種行為可能存在交叉和重疊。比如，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可能用于營利活動，營利活動有合法和非法的區別。根據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挪用資金的用途不同，成立犯罪的條件也不相同。具體而言，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構成挪用資金罪，必須同時具備“數額較大”和“超過三個月未還”兩個條件。挪用資金用于集資、購買股票等營利活動的，須具備“數額較大”這一條件，但不受挪用時間的限制。挪用資金進行賭博、走私等非法活動的，構成挪用資金罪，不受“數額較大”和挪用時間的限制。當然，由于挪用資金進行非法活動行為本身就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所以刑法未對其在數額及挪用時間上明確加以限制，但這并不等于只要挪用資金進行非法活動即構成犯罪，可以完全不考慮數額，實踐中根據規定需滿足立案追訴標準才構成犯罪。因此，對挪用資金用途如何認定直接涉及罪與非罪。筆者發現，實踐中，如何準確辨別挪用資金進行“營利活動”或“非法活動”存在不同認識。
一是挪用資金借給他人時，由于挪用人與使用人不是同一人，如何認定挪用人是否屬于從事營利活動或非法活動。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規定，挪用公款給他人使用，不知道使用人用公款進行營利活動或者用于非法活動，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構成挪用公款罪；明知使用人用于營利活動或者非法活動的，應當認定為挪用人挪用公款進行營利活動或者非法活動。
筆者認為，在認定挪用資金罪時，可參照適用上述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案例一中，甲于2019年4月挪用資金借給朋友時，明知使用人將挪用資金用于經營，仍個人決定將集體自有資金以個人名義借貸給他人的行為，應當認定為挪用資金進行營利活動，只需滿足數額較大條件，不受挪用時間的限制。
二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關于“挪用公款歸還個人欠款行為性質的認定”相關規定，挪用公款歸還個人欠款的，應當根據產生欠款的原因，分別認定屬于挪用公款的何種情形。歸還個人進行非法活動或者進行營利活動產生的欠款，應當認定為挪用公款進行非法活動或者進行營利活動。根據《紀要》關于“挪用公款用于注冊公司、企業行為性質的認定”，申報注冊資本是為進行生產經營活動作準備，屬于成立公司、企業進行營利活動的組成部分。因此，挪用公款歸個人用于公司、企業注冊資本驗資證明的，應當認定為挪用公款進行營利活動。
筆者認為，挪用資金罪中亦可參照以上標準區分歸還欠款等幾類情形。案例一中，甲挪用資金用于歸還賭博欠款，應認定為挪用資金進行非法活動，不受“數額較大”和“超過三個月未還”的限制。案例二中，乙挪用10萬元資金歸還購房欠款，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應當認定為挪用資金歸個人使用，構成挪用資金罪。
三是對于挪用資金用途的認定應該根據客觀的使用性質予以判斷。比如，本來為了購房挪用資金，后來因為房價上漲沒有購買，于是將錢款用于賭博，應當認定為挪用資金進行非法活動。又如，本來打算挪用資金用于賭博，但因為股市行情好最終將資金用于炒股，應該認定為挪用資金進行營利活動。
四、挪用資金罪與職務侵占罪的轉化
根據《紀要》第四部分關于挪用公款罪中第（八）項挪用公款轉化為貪污的認定，挪用公款罪與貪污罪的主要區別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挪用公款是否轉化為貪污，應當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具體判斷和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
實踐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1.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規定，行為人“攜帶挪用的公款潛逃的”，對其攜帶挪用的公款部分，以貪污罪定罪處罰。2.行為人挪用公款后采取虛假發票平賬、銷毀有關賬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已難以在單位財務賬目上反映出來，且沒有歸還行為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處罰。3.行為人截取單位收入不入賬，非法占有，使所占有的公款難以在單位財務賬目上反映出來，且沒有歸還行為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處罰。4.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有能力歸還所挪用的公款而拒不歸還，并隱瞞挪用的公款去向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筆者認為，查辦農村挪用錢款相關案件中，根據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挪用公款或者挪用資金行為中存在采取虛假發票平賬等手段使所挪用公款或者資金已難以在單位財務賬目上反映出來，且沒有歸還行為等實際上系以非法占有公款或者集體資金為目的的行為的，應該以貪污罪或者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案例二中，乙于2020年7月挪用資金后以虛假發票平賬手段使所挪用的10萬元資金已難以在單位財務賬目上反映出來，且沒有歸還行為，應當認定其挪用該10萬元資金的行為轉化為職務侵占罪。
（梁平 作者單位：北京市朝陽區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