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實踐中，特定關系人利用黨員干部職權為他人謀利，收受他人財物，同時將部分財物送給黨員干部，認定二人構成共同受賄還是單獨評價，應當根據二者是否存在共同受賄的故意具體分析。黨員干部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利，特定關系人收受對方財物，雖然黨員干部不知情，但情節嚴重的，仍構成違反廉潔紀律。
【基本案情】
甲系A市副市長；乙系甲的特定關系人，乙經營某道路建設公司并任該公司法定代表人；丙系另一道路建設公司法定代表人。2021年7月，丙與乙在飯局結識，聽說乙跟甲關系非常密切，能夠承接A市各種大小工程，遂請托乙幫助承攬某道路工程項目。乙代表自己公司與丙簽訂虛假的投標代理合同，合同價格為600萬元。后乙找到甲告知想承攬該工程，甲認為乙想承接該工程，遂跟負責該工程的下屬丁打了招呼，并讓乙與丁對接。乙通過丁幫助丙的公司順利拿到道路工程項目，丁向甲匯報“事已辦妥”，但沒提及其他具體情況。2022年3月，在乙及其公司未付出代理投標勞務的情況下，丙送給乙600萬元，乙為感謝甲的幫助從600萬元中拿出100萬元送給甲（未告知甲該款來源），甲對乙收受丙600萬元不知情。
戊系甲的弟弟，經營某傳媒公司；巳系某影視公司法定代表人；二人相識。2023年6月，巳的影視公司拍攝了一部電視劇，履行有關程序后，可以在A市電視臺播出，巳想在黃金時間段播出，但這一時段A市電視臺已經安排了其他電視劇，巳遂請托戊幫忙，并與戊商定通過簽訂電視劇宣傳發行合同的方式送給其50萬元。戊找到甲，表示自己正在為某影視公司做電視劇宣傳發行，希望能獲得甲分管的A市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局（以下簡稱市文廣新局）的推薦函，從而可以優先播出電視劇。甲利用職務便利，幫助該影視公司拿到市文廣新局的推薦函。2024年2月，巳支付戊50萬元，戊及其傳媒公司實際未付出任何宣傳發行勞務。甲對戊收受巳50萬元不知情。2024年3月，甲案發。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于甲、乙、戊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以下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甲利用職權幫助丙順利拿到道路工程項目，乙為甲的特定關系人，丙向乙輸送600萬元利益，就是為了感謝甲和乙的幫助，應認定甲和乙共同受賄600萬元，丙為行賄人。同理，甲利用職權幫助巳順利拿到該市文廣新局出具的推薦函，戊為甲的特定關系人，巳向戊輸送50萬元利益，就是為了感謝甲和戊的幫助，應認定甲和戊共同受賄50萬元。
第二種意見認為：甲利用職權為丙謀取利益，丙向乙輸送600萬元，乙將其中100萬元送給甲，應認定甲、乙構成共同受賄100萬元，對于另外500萬元則應認定乙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甲雖幫助巳的影視公司拿到該市文廣新局出具的推薦函，但對于戊收受巳50萬元不知情，因此，甲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也不構成違紀。
第三種意見認為：甲主觀上是認為幫助乙承攬工程，后通過丁為乙提供幫助并收受乙100萬元，甲構成受賄100萬元，乙行賄100萬元。同時，乙通過甲職務上的行為為丙謀取利益，并通過投標代理合同的形式收受丙600萬元，甲對此不知情，乙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600萬元，相應地，丙構成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600萬元。同理，戊通過甲職務上的行為幫助巳的影視公司獲得推薦函，并收受巳50萬元，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因甲對戊收受50萬元不知情，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甲不構成受賄，但甲此行為違反《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九十四條規定，應定性為違反廉潔紀律。
【意見分析】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甲收受乙所送100萬元，構成受賄罪，乙為行賄人
首先，甲、乙不構成共同受賄。共同受賄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受賄，包括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或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利用職務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共同受賄犯罪主觀要件中，各犯罪主體必須均為故意，具有共同受賄的故意和意思聯絡，如一起策劃、商議，或者一方轉達、告知，另一方認可、默許等；客觀要件表現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共同索取他人財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本案中，甲接受特定關系人乙的請托，幫助乙承攬某道路工程項目，甲主觀上是認為幫助乙承攬該道路工程項目，并不知道該項目實際上是乙幫助丙所在公司承接，因此不存在利用職務便利為丙謀取利益的故意，甲與乙在主觀上沒有共同受賄的通謀，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甲、乙不構成共同受賄。
其次，甲收受乙所送100萬元構成受賄。有觀點認為，乙系甲的特定關系人，二人具有共同利益關系，故往來的100萬元是二人間的饋贈，不構成行受賄。筆者認為，特定關系人給予行為人財物的情況中，判斷是饋贈還是賄賂，可以參照“兩高”《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條規定，“辦理商業賄賂犯罪案件，要注意區分賄賂與饋贈的界限。主要應當結合以下因素全面分析、綜合判斷：（1）發生財物往來的背景，如雙方是否存在親友關系及歷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2）往來財物的價值；（3）財物往來的緣由、時機和方式，提供財物方對于接受方有無職務上的請托；（4）接受方是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提供方謀取利益。”本案中，從主觀方面看，甲存在利用職務便利為乙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故意。甲接受乙的請托后，利用職務便利，向負責道路工程項目的下屬丁打招呼，幫助乙在工程承攬上謀取不正當利益，甲明知這100萬元大額往來是為幫助乙承攬工程項目的對價仍予以收受。從客觀方面看，乙為感謝甲的幫助送給其100萬元，乙雖系甲的特定關系人，但送給甲100萬元是為了感謝其幫助自己謀取了不正當利益，并非感情因素。因此應認定甲受賄100萬元，乙為行賄人。
二、乙收受丙600萬元，戊收受巳50萬元，乙、戊均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本案中，乙是甲的特定關系人，戊是甲的弟弟，均符合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要件。在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犯罪構成中，為請托人謀取的必須是“不正當利益”，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規定，“違背公平、公正原則，在經濟、組織人事管理等活動中，謀取競爭優勢的，應當認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乙通過甲職務上的行為為丙謀利，違反公平公正原則，侵犯了其他公司平等競爭的權利，謀取的顯然屬于不正當利益；戊請托甲利用職權為某影視公司獲得市文廣新局的推薦函，從而可以在A市電視臺黃金時段優先播出某電視劇，某影視公司獲得經濟利益，也屬于為請托人謀取了不正當利益。此外，在乙及其控制的公司實際未付出任何投標代理勞務，戊及其傳媒公司實際未付出任何宣傳發行勞務的情況下，丙向乙輸送600萬元，巳向戊輸送50萬元，所謂的投標代理合同以及宣傳發行合同僅是雙方利益輸送的掩飾，并非正常市場行為。因此，應認定乙和戊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三、戊收受請托人財物，甲雖不知情，但仍應認定甲違反廉潔紀律
黨員干部近親屬和其他特定關系人利用黨員干部職權或職務上的影響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收受對方財物，黨員干部本人不知情的，如何定性一度存在爭議。但是從2015年《條例》起，就明確將此類行為認定為違反廉潔紀律。《條例》第九十四條規定，“黨員干部必須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清正廉潔，反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反對任何濫用職權、謀求私利的行為。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為他人謀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其他特定關系人收受對方財物，情節較重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該條重點強調黨員干部有義務管好身邊人，不要讓公權力成為黨員干部親屬和其他特定關系人謀取私利的工具，適用本條的關鍵在于，黨員干部對近親屬或其他特定關系人收受請托人財物不知情，如果知情則涉嫌共同受賄。對于此情形，黨員干部雖不構成犯罪，但并不意味著毫無責任。根據《條例》第九十四條規定，黨員干部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利，特定關系人收受對方財物，雖然黨員干部不知情，但如果情節較重或嚴重，比如收受財物數額較大或者造成不良社會影響，仍構成違反廉潔紀律。
本案中，甲雖然接受戊的請托，利用職權幫助某影視公司拿到該市文廣新局出具的推薦函，但對于戊收受他人財物，甲事前事后均不知情，不具備受賄罪的主觀要件，因此，不應認定甲與戊構成共同受賄。但是甲的此行為符合《條例》第九十四條規定的主客觀要素，且情節嚴重，故應認定甲違反廉潔紀律。
此外，對于乙收受丙600萬元，甲并不知情，對甲的此行為是否應適用《條例》第九十四條規定處理？筆者認為，在甲完成乙的請托事項過程中，其主觀上是認為在幫助乙承攬某道路工程項目，并不知道實際上最終是丙的公司承攬了該項目，因為乙的道路建設公司也可以承攬該項目，且下屬丁在完成請托事項后僅簡單向甲匯報“事已辦妥”，并沒有說明到底是哪家公司承攬了該項目。因此，在該起謀利事實中，甲主觀上只知道乙而不知道丙的存在，在這一前提下，甲的行為并不符合《條例》第九十四條關于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利，特定關系人收受他人財物的要件，不適用《條例》第九十四條對甲的行為進行定性。
綜上，本案中，應認定甲受賄100萬元，乙利用影響力受賄600萬元、行賄100萬元，戊利用影響力受賄50萬元。同時，對于戊收受請托人50萬元，甲雖不知情，但仍應認定其違反廉潔紀律。
（馬瑋 劉沙連 作者單位：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第十六審查調查室；江蘇省高郵市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