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腐敗隱形變異、手段翻新升級，在主觀故意方面表現為行受賄雙方溝通更加模糊、認知更加概括。比如，公職人員為請托人牽線搭橋認識下屬，并囑托下屬多多關照請托人，之后，在公職人員不知情的情況下，請托人單獨聯系下屬謀取利益，事成后送給該公職人員財物，對于公職人員行為如何定性值得研究。
有這樣一起案例。張某，A市建設局副局長；李某，A市建設局工程質量監督科科長；孫某，A市建設局財務審批科科長；王某，A市某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5月，A市啟動危房專項整治，由張某牽頭負責。
2018年7月至9月，王某所在公司中標危房整治工程后，為順利推進工程施工，先后3次邀請張某吃飯，并請求張某帶其分管的與工程施工相關的科室人員一同參加，張某同意。每次吃飯，張某均把李某、孫某一并叫上。席間，張某頻頻向李某、孫某介紹王某是自己的朋友，中標了本市的危房整治工程，并要求李某、孫某多多關照王某工程項目建設，支持企業發展，項目施工中有什么困難要幫助解決。
2019年6月，施工結束后，王某在張某不知情的情況下找到李某、孫某，請托兩人在工程驗收、工程款支付環節給予關照。李某、孫某兩人考慮到之前張某的囑托，認為是張某授意王某來請托，于是同意了其請求，并加快工程驗收、工程款支付進度。2019年9月，王某收到工程款后送給張某50萬元，張某予以收受。
對于張某行為的性質認定存在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張某雖然將王某介紹給下屬李某、孫某，但王某當時未提出任何具體請托事項，事后王某請托李某、孫某幫忙也是在張某不知情的情況下，張某的行為不構成受賄罪，而是違反廉潔紀律，應適用2018年《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給予黨紀處分。
第二種觀點認為，張某僅僅是將王某介紹給下屬認識，王某沒有向張某提出具體請托事項，張某沒有為王某謀利的行為。然而，王某承接了張某分管領域的工程，屬于張某的行政管理對象，依據2016年“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或者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因此，張某收受王某50萬元構成受賄罪。
第三種觀點認為，從表面上看，張某只是將王某引薦給下屬認識，但結合張某與李某、孫某是上下級關系，張某要求李某、孫某多多關照王某工程項目的特殊含義，能夠判斷出張某實際上是通過引薦認識下屬的方式為王某謀利，李某、孫某后續為王某的謀利行為，均在張某為王某謀利的概括故意之內，張某基于此而收受王某的財物，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張某構成受賄罪。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理由如下。
首先，張某為王某牽線搭橋認識李某、孫某并要求“多多關照”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王某謀利。《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如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時，根據他人提出的具體請托事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同時規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也包括利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有一種觀點認為，利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為請托人謀利必須達到領導干部為了給行賄人謀利而對下屬有明確、清晰的命令、指示才行，單純的引薦認識下屬的行為不屬于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利行為。筆者認為，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實踐中，請托人可能與受理請托事項的相關部門不熟悉，為打通關節，便邀請自己熟悉的黨員領導干部參加飯局，并請托該領導干部邀請相關部門負責人參加。領導干部通過牽線搭橋或站臺的方式傳遞出自己與請托人的一種特殊關系，在這種情況下，領導干部雖然沒有將明確的請托事項傳達給下屬，但下屬看到領導干部與請托人關系非同一般，便心領神會，為請托人謀取利益。領導干部牽線搭橋的行為本身就是利用了自身地位、職權所形成的對具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權的影響力，本質上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利。
本案中，張某作為建設局的領導，王某中標危房整治工程，正是因為王某與建設局負責工程監管、工程款結算的相關部門不熟悉，才請托張某牽線搭橋認識李某、孫某二人。張某在明知王某中標自己牽頭負責的危房整治工程的情況下，仍然答應王某的請求，有選擇性、有指向性地將與工程監管密切相關的兩個部門負責人李某、孫某介紹給王某認識，并囑托二人關照王某。李某、孫某二人作為工程質量監督科、財務審批科負責人，明白自己所在部門對王某施工項目的重要性，也明白張某口中所謂“關照”的特殊含義，無非是張某要求二人利用職務便利關照王某的施工項目。本質上，張某牽線搭橋將李某、孫某介紹給王某認識，就是利用其自身職務上的便利為王某謀取利益的一種表現，符合受賄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利的構成要件。
其次，李某、孫某為王某謀利均在張某的主觀故意之內。有一種觀點認為，張某在為王某牽線搭橋認識李某、孫某二人時，并不知道王某的具體請托事項，之后李某、孫某為王某謀利時，張某也并不知情，因此無法認定張某的主觀故意。筆者認為，張某為王某牽線搭橋認識李某、孫某并囑托二人多多關照王某的施工項目時，其主觀故意已經包含了接下來李某、孫某為王某謀利的所有行為，事后李某、孫某在工程驗收、工程款結算中為王某謀利，即使張某不具體知情，也均在其概括故意之內。
因此，本案中，張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王某謀取利益，王某為了感謝張某而送給其50萬元，雖然張某不具體知情王某獲得了哪些利益，但明知這50萬元是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王某謀利的對價仍予以收受，張某構成受賄罪。（高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