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中，對于國有公司的應得收入是否屬于貪污罪中的公共財物，存在不同認識。筆者遇到這樣一起案例。2023年2月，張某利用擔任A廣電網絡公司（國有企業，下稱A公司）市場部經理的職務便利，偽造了A公司的授權委托書，授權張某實際控制的B公司（民營企業）代表A公司開展各類電視頻道在其網絡覆蓋范圍內傳輸的商務談判、傳輸費收繳等工作。2023年4月，B公司與C購物集團有限公司（民營企業，下稱C公司）簽訂市場推廣協議，約定C公司委托B公司進行電視購物的市場推廣活動。2023年5月，C公司向B公司支付了節目落地費540萬元。張某將540萬元用于B公司的日常運行及個人支出。A公司未收到相關合同及節目落地費。市場推廣協議有效期內，張某借助A公司的節目傳輸渠道使得C公司的電視購物節目正常傳輸。張某通過無權代理行為非法占有的540萬元是否屬于公共財物？張某是否構成貪污罪？對此存在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張某非法占有的540萬元不屬于公共財物，不構成貪污罪。理由是，刑法第九十一條規定，本法所稱公共財產，是指下列財產：（一）國有財產；（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三）用于扶貧和其他公益事業的社會捐助或者專項基金的財產。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集體企業和人民團體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以公共財產論。本案中，張某非法占有的540萬元是B公司根據《市場推廣協議》從C公司收取的合同款項，財物的性質屬于私有私產，不屬于上述四類財產中的任何一種，因此，這540萬元缺少轉化為公共財產的必要過程，不屬于公共財產。第二種意見認為，張某非法占有的540萬元是A公司的應收業務收入，屬于應收類的公共財物，張某構成貪污罪。理由是，張某通過B公司的無權代理行為，截留本應屬于A公司的應得業務收入540萬元，造成了A公司的收入損失，這540萬元屬于公共財物，張某構成貪污罪。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
首先，關于刑法中公共財物與公共財產兩個概念內涵是否一致的問題。刑法分則第三百八十二條在規定貪污罪時使用的是公共財物的概念，刑法總則第九十一條使用的是公共財產的概念，公共財物的概念在刑法中只出現了一次即在第三百八十二條，公共財產的概念在刑法總則中使用了兩次，在刑法分則中使用了四次，分別是在第二百二十九條（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第三百零四條（故意延誤投遞郵件罪）、第三百九十七條（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第四百零三條（濫用管理公司、證券職權罪）使用了公共財產的概念。辭典中，財物一詞的含義為“錢財和物資”，財產一詞的含義為“國家、集體或個人擁有的財富”。從文意解釋的角度看，財物與財產在字面含義上存在一定區別，二者在具體語境中所指代的對象也有所不同。但在刑法論域中理解和把握公共財物和公共財產兩個概念時，不宜局限于財物與財產的文意差別，還要從刑法總則與分則的關系、實務中的認識標準出發，對公共財物和公共財產進行體系解釋。筆者認為，在認定貪污罪中公共財物的概念內涵時，應適用刑法第九十一條關于公共財產的規定，在該論域中，公共財物與公共財產的內涵是一致的。刑法中與此類似的一組概念是國有財產與國有財物，在認定貪污罪時，二者的內涵也是一致的。
其次，關于國有公司應得收入是否屬于公共財產中的國有財產的問題。202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四十七批指導性案例中的沈某某、鄭某某貪污案（檢例第187號）“指導意義”部分指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提前獲知國有公司期貨交易指令后，先用個人控制賬戶買入或賣出期貨產品，再與國有公司賬戶進行相互交易的行為，屬于在正常期貨交易過程中增設相互交易環節，該行為直接造成國有公司交易成本提高，使本應歸屬國有公司的利益被個人占有，增設交易環節的行為與個人非法獲利之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具有侵吞公共財產的性質，可依法認定為貪污罪”。實務中，將國有公司應得收入認定屬于公共財產的案件不在少數。因此，刑法總則規定的公共財產中的國有財產不應狹義地理解為僅包括已取得的國有財產，還包括應歸屬于國有主體所有的財產，比如國有公司應收賬款、應收貨物等，這一點也適用于貪污罪的認定。
再次，關于貪污罪的保護法益。貪污罪保護的法益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和公共財產所有權。本案中，張某獲得的540萬元原本應屬于A公司所有，但張某通過虛假授權，利用A公司的資源，使B公司在沒有實際經營投入的情況下取得了C公司支付的合同款項，張某的行為直接侵害了A公司的合法權益，造成了540萬元應得收入的直接損失，張某獲利與A公司利益受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從貪污罪保護的法益角度來看，國有主體已得利益和應得利益在歸屬主體統一性、保護必要性、價值相當性方面并無本質區別，均應作為公共財物給予一致的保護。
此外，有觀點認為本案中張某的行為構成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筆者認為，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無法評價張某將國有財產據為己有的故意和行為。本案中，張某的一個行為同時觸犯了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與貪污罪，屬于想象競合，應當從一重罪處罰，由于貪污罪的法定刑更重，且能夠更為全面地評價行為人的犯罪行為，故應認定張某的行為構成貪污罪。
綜上，筆者認為，國有公司的應得收入與已得收入均屬于貪污罪中公共財物的范疇。隨著腐敗手段不斷翻新變異，在認定犯罪時應穿透各種隱形外衣，堅持實質評價。本案中，張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國有公司應得收入非法據為己有，造成國有財產的損失，其行為構成貪污罪。（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