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任弼時始終秉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優良工作作風，不做沒有調查研究、不了解情況、不符合實際的講話和指示。王震曾說：“他注重調查研究，深入實際，善于正確解決復雜的、重大的問題。”陸定一也說：他不怕麻煩和善于調查研究解決問題的優良作風，“使他成為全黨全軍所熱愛的領導者”。
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建制立策
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也是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從參加工作之日起，任弼時就提醒自己不能專注于“玄空的理論”而忽視實際工作，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工作。
1925年1月，任弼時在團的三大上被選為共青團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并任組織部主任。當時，全國已經建立了30個地方團。但整體來看，這些團組織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組織渙散、紀律松弛、團干部缺乏、團員中的學生比重較大、不能正確認識自己的職責等，嚴重阻礙了團組織的發展。任弼時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些問題。從1925年2月中旬開始，他用了9個月的時間，通過發放調查提綱、表格和實地調研等形式，對各地方團的情況進行了調查。一方面是調查各地的基本情況，包括政治狀況、經濟狀況，學校、學生的數量，學聯、學生自治會等組織的情況以及學生參加其他團體的情況等等。另一方面是調查地方團組織的基本情況，包括團員的數量、各種階級成分比例、年齡成分比例、男女比例，支部或小組的數量，各級會議召開的情況，以及地委和干事會內部的干事工作態度、分工負責情況等。
在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后，任弼時馬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進團組織工作的措施。首先，適當調整入團標準，簡化入團手續，大力發展工人入團。其次，建立團員持證、報告、通信、組織工作月報制等多項規章制度，加強紀律規范，嚴格團內秩序。再次，根據斗爭需要即時調整組織常設機構及職責。此外，還采取措施加強團內的教育和訓練工作，培養團干部。通過這一系列舉措，團中央和各地團組織領導機關的工作效能顯著增強，工作也逐步規范。
堅持實事求是，明辨是非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髓，也是任弼時始終堅持的一個重要準則。在工作中，他時刻秉承實事求是的原則，對人、對事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爭取做到明辨是非。
1931年4月，任弼時作為中央代表團負責人進入中央蘇區工作，擔任中央局組織部部長。7月，在蘇區團中央局工作的張愛萍被派到敵后萬泰地區負責青年團工作。肅反擴大化期間，張愛萍因別人的假口供而被誣陷為“AB團”青年總部負責人之一，并遭到了逮捕。任弼時看到張愛萍的材料后，大為吃驚。對于張愛萍，任弼時是了解的。大革命失敗后，張愛萍轉到上海從事秘密工作，曾幾次被捕，都沒有屈服。后來，由于在上海暴露，就被派往紅軍隊伍中工作。負傷后，又被周恩來調往中央蘇區做青年工作。他怎么會是“AB團”呢？任弼時便找來遞交材料的同志，詢問為什么要逮捕張愛萍，有什么根據。那位同志說是有別人的口供。對此，任弼時表示質疑：“不應只憑口供，應該從他這一時期工作的檢查中找出根據。”于是，他便派時任江西中央根據地少共中央局書記的顧作霖去萬泰地區檢查工作。行前，任弼時再三叮囑顧作霖：“要先了解下層組織，再了解少共本身工作，要從少先隊工作到兒童團工作，從黨到政府等各方面去調查了解。”顧作霖經過詳細的調查了解，證明任弼時的判斷是正確的，張愛萍一事純屬誣陷。張愛萍因此得救，并在后來成長為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
隨后，任弼時就在組織部門的會議上明確提出“以后肅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調查”，尤其“不得隨意亂抓人，亂殺人，要建立嚴格的審批制度”，從而保護了一批在肅反擴大化期間被錯誤對待的同志。
堅持問題導向，科學解決問題
問題是實踐和創新的起點。在革命實踐中，任弼時始終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推動革命事業的發展。
1940年2月25日，任弼時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結束代表團的工作，同周恩來等人從莫斯科回國。3月26日，任弼時一行平安抵達延安。之后，任弼時繼續堅持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對延安地區的實際情況進行了細致的調查。
經過調查，他發現延安地區的狀況讓人又喜又憂。喜的是，三年前還只有三四萬人口的延安，如今已有十幾萬人，并且已經成為中共中央指揮全國敵后抗戰的心臟，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總后方以及陜甘寧邊區黨委和邊區政府的所在地。憂的是，由于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等直屬機關，軍事機關，邊區的黨政機關等三大系統都在延安，人員十分復雜。再加上沒有統一的行政管理機關和規章制度，作息、收發、供給等都不統一，三大系統各行其是，要么是機構重疊、辦事交錯，要么是無人負責。這就導致延安的工作常常出現無章可循的問題，充斥著散漫拖沓的游擊作風，效率十分低下。
為了科學解決這些問題，任弼時在充分考慮各種因素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央一級的行政管理機關，即中央辦公廳。由他兼任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中央辦公廳下設秘書處、行政處，分別由王首道、鄧潔負責。接著，他還主持建立了干部供給、行政、工作、收發、會客、財務會計、文件管理和檔案保管等制度，明確了各部門之間的行政關系，使工作開始規范化、條理化、制度化，以前那種自由散漫、各自為政的游擊作風也逐漸消失。對此，毛澤東十分贊賞。
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以“眼睛向下”的精神深入基層，在群眾中進行調查研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是任弼時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工作作風。
1947年9月，《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之后，各解放區形成了一個空前規模的土地改革高潮。但在此期間，一股“混淆敵我，錯劃成分，擴大打擊面，大搞平均主義、唯成分論、亂打亂殺”等“左”傾錯誤開始在各解放區蔓延，搞得人心惶惶，嚴重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
此時，由于艱苦的轉戰和夜以繼日的工作，任弼時的血壓越來越高，甚至出現了暈倒的嚴重癥狀。為了他的身體考慮，中央特意安排他到清凈的錢家河休養。但是為了掌握土改情況，他還是利用閑余時間在附近的村莊作了一系列調查。他親自訪問農民，詢問生產生活情況，虛心聽取人民群眾對土改的意見，甚至參加一些村子斗地主的大會，親身感受土改運動。他還發動身邊工作人員利用與群眾接觸的機會，按村、按戶調查他們分得的土地面積、質量、糧食產量以及評定成分情況和他們對土改的意見。此外，他還查閱了大量黨內文件，詳細研究老區、半老區土改的區別。并向各解放區了解他們是怎樣劃分階級的，研究他們在土改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就這樣，任弼時經過匯總分析，大致掌握了周圍30多個村子的基本情況。
在此基礎上，1947年12月，任弼時在楊家溝會議上指出當前土地改革中“左”的錯誤主要表現在侵犯中農利益、破壞中小工商業、對地主亂打亂殺，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和肯定。1948年1月，他又在西北人民解放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從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闡明了“根據什么標準來劃分農村階級，堅固地團結全體中農，對地主富農斗爭的方法，正確對待工商業、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反對亂打亂殺”等幾個問題。對此，毛澤東非常贊同，他親筆批示新華社：“用明碼電報開始拍發，爭取兩天或三天發完，由新華社轉播各地，立即在一切報紙上公開發表，并印成小冊子。”不久，這篇報告就被大量印刷成單行本，作為中央學習文件下發各地。可以說，這篇報告對糾正“左”的錯誤傾向、保證土地改革的正確開展、維護廣大人民的利益起了很大作用。（劉金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