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省莆田市木蘭溪的入海口，有一座長堤宛如一條巨龍橫臥，守護著興化平原百姓的生命與財產安全。這便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素有“閩邦第一堤”之稱的鎮海堤。
孟子（約前372年—前289年），名軻，字子輿，戰國時期鄒國（今山東鄒城）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重要代表人物，地位僅次于孔子，被尊為“亞圣”，與孔子合稱為“孔孟”。《孟子》一書是孟子言論的匯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而成。
如今已蜚聲國際的鋼琴家傅聰1955年在“肖邦國際鋼琴大賽”中獲獎時，國外的報道普遍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中國青年，為何會把西洋音樂理解得如此深切？ 尤其是風格極難把握的肖邦？
時值秋日，我偕朋友踏足鄉野，忽然，朋友出了一道謎語：“麻屋子，紅帳子，里邊住著個白胖子”，要求我猜一種植物的果實。話音一落，我就揭開謎底：花生！
詩詞曲賦，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奇葩。詩除表達報國情、忠貞氣、愛情美、山河秀外，還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人才觀。悉心研讀這些詩句，對于我們正確識人、用人、育人能有所啟迪。
在一個春水漲、草木新的日子里，面對稀客來訪，杜甫興致極高，不禁脫口而出：“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余杯。”我將鄰家老翁也請來，與您舉杯對飲吧，我平時與他常酌，隔著籬笆喚他便應。這首《客至》未曾交代最后他的鄰居來了沒有，但從中可折射出杜甫與鄰居間的融洽之情。
微山湖中有一座風光秀麗的微山島，景色秀麗，島上有一座留侯祠。留侯即漢朝開國功臣張良，他本是韓國貴族后代，秦滅六國后，他曾隱居于沛縣下邳，苦讀兵書，廣交朋友，與不少豪杰關系密切。
在古城淮安有一座擁有六百多年歷史的淮安府署，是京杭大運河沿線城市中唯一存留至今的古代府署建筑。當地政府修復了這一歷史文化遺存，并將其打造成廉政教育基地。
曾經執掌北京清華17年的梅貽琦被譽為清華大學“永遠的校長”，他畢生躬耕教育，凡事率先垂范，由于平時性格穩重、沉默寡言，人稱“寡言君子”。
讀書有對讀之法，如將朱自清和俞平伯各寫的《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對讀，可讀出兩人面對同樣的風景有哪些共同的觀察，又有哪些相異的情愫。看展也應有對看之法，尤其時下各博物館紛紛推出高質量的臨時展覽，為這種對看提供了條件。
詩中所言“張儉”是東漢名士，《后漢書》記載張儉是山陽郡高平縣（今山東省鄒城市）人，父親張成曾任江夏太守，延熹八年（165年），山陽太守翟超奏請張儉擔任東部督郵。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這樣寫道：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一首經典的詩是耐得住咀嚼品味的，不同年齡、閱歷的人從中讀出不同的味道，同一個人也能在不同年齡領會到不同的含義。王勃這首詩如果有“詩眼”的話，我覺得應該是“知己”二字。
蘇東坡的手札和契訶夫的醫囑
待遇面前不伸手
著名新聞工作者、報刊評論家鄒韜奮先生，自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為民主政治的實現和進步文化事業的發展，先后創辦了11種進步刊物。
明嘉靖八年（1529年），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胡世寧辭官還鄉。因多年來政績斐然，且為官清廉，皇帝在臨行前給了他很多賞賜。胡世寧竭力推辭，提出不如以銀折米，免去家鄉百姓到百里之外買米交納漕糧的重負。皇帝感念他的愛民之心，當即應允，并責成地方官府辦理。當地百姓十分感激，將其清廉為官、造福桑梓的故事代代相傳。
“月色在征塵中暗淡，馬蹄下迸裂著火星。越河溪水，被踏碎的月影閃著銀光，電火送著馬蹄，消失在希微的燈光中。”這是關向應的《征途》，閱讀這首詩，仿佛在欣賞一幅版畫，讓人體會到了光影之美。
這是一封焦裕祿同志寫給時任尉氏縣長張申的親筆信，信件紙張早已泛黃，上面的筆跡卻依然清晰可見。當時，焦裕祿被上級派到尉氏縣工作，這封信就寫于焦裕祿在大營區（現門樓任鄉、大馬鄉、大營鎮）工作期間。
韓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學家、政治家，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后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百代文宗”之稱，與柳宗元并稱“韓柳”，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代表著作有《韓昌黎集》等。可是，當年韓愈曾是一個“復讀生”，其科舉之路歷經曲折磨難，連考四次才中進士。
在中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陳毅具有傳奇色彩，頗受人們敬重。他戰功卓著，才華橫溢，被譽為“元帥詩人”；他是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長，新中國杰出的外交家；他光明磊落，直言敢諫，彰顯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品格。家書映照歷史，家書窺見心靈。且讓我們透過其部分家書和詩作，感悟陳毅的堅強黨性和壯闊情懷。
在我國民間，有夏天多“吃苦”之說。苦味入心，烈日炎炎，多食苦味食物，可清熱解毒，降暑祛火，避免因天氣炎熱而煩躁不安。
戰國時代，百家爭鳴，韓非子是法家代表，他在書中講過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叫秦伯嫁女，也叫秦女嫁晉。
京杭大運河，流淌千年，曾是關乎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經濟命脈。江蘇淮安曾是明清兩代掌管朝廷“錢袋子”的漕運總督府駐地，歷經滄桑的總督府署遺址仍舊佇立在城區（現淮安市淮安區）中心，仿佛在訴說逾百任漕運總督的庸與賢、貪與廉。其中一位漕運總督，先后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為官清正，治漕有方，乾隆稱贊其為“林泉耆碩”，他就是魏廷珍。
先秦諸子對色彩的解讀，體現出他們的哲思和對宇宙人生的把握。孔子曰“非禮勿視”，不符合禮制的不要看，主張以禮來規范色彩的使用，推崇的是“青、赤、黃、白、黑”五種正色；墨子用“墨”作為姓氏和命名墨家學派，用黑色彰顯哲學理念。老子言“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以黑、白兩色表現自己的處事原則和陰陽觀念。
先賢有云：“至樂莫如讀書。”讀書之至樂，實非嗜書之人不能體味。
世間行業千萬種，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職業道德規范，不管是哪種職業道德，“言必信，行必果”是最基礎、影響最大的道德品格之一。不論什么時代、什么時候、什么身份，言出必行的人總是受人敬重的。
或許是“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座右銘記憶猶新，又或許是漠北殘元鐵騎的嘶鳴聲依舊刺耳，大明王朝從鼎定江南之初，便著手在這里修建一座固若金湯的帝都——南京城。
在津浦鐵路濟南大廠舊址西門處,有一處紅磚紅瓦的低矮建筑。津浦鐵路大槐樹機廠公所,這個被稱為“紅房子”的地方,曾是濟南工人活動的中心。“紅房子”不僅是房子的顏色,更是革命的火種,薛文英就是第一批點火助燃的人。
中國古代詩詞內容豐富、語言華麗、意境浪漫，有著很強的文學藝術表現力。眾多古詩詞能夠流芳百世，傳承千年，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古詩詞的內容所表現出的思辨性和哲理性。因而，我們在欣賞眾多古詩詞語言美和意境美的同時，還可以從中汲取古代先賢的哲學智慧，這對于提高我們的辯證思維能力無疑是十分有益的。
鏡湖，又名鑒湖、慶湖、賀監湖等，在今浙江省紹興市南、會稽山北麓。魏晉以前，鏡湖多以水利工程的形象出現。如《通典》載：“（漢）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筑塘周回三百十里，灌田九千余頃，至今人獲其利。”晉室南渡以后，伴隨這一時期文人山水審美意識的逐漸覺醒，鏡湖才開始作為自然景觀之美為人所發現。王羲之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王獻之曰：“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而鏡湖成為越地自然景觀的典型代表，并真正進入文學書寫，實則是在唐代，尤其在賀知章以后。
徐子興,原名徐國祥,1899年出生于山東省即墨縣大呂戈莊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自幼勤奮好學、讀書刻苦。1915年秋,徐子興進入青島明德中學讀書,畢業后考入青島郵政局當了一名職員。在時代大潮的沖擊下,徐子興的思想逐步發生變化,不斷激發出改造舊社會的迫切愿望。
滇緬公路中國段六百公里處，連接怒江兩岸的重要通道惠通橋橫跨河岸。這座橋被稱為“抗日功勛橋”，從1938年12月至1942年5月，共有45萬多噸的國際援華物資通過惠通橋運往后方。
呂大千壯烈犧牲時才28歲。之所以用“壯烈”二字形容其人，是因為他在獄中的作為與留下的詩篇令人動容。1909年3月，呂大千出生于今黑龍江省賓縣，其父在他幼年時去世，家道逐漸中落。呂大千不負母親厚望，勤奮讀書，考入北平民國大學學習。
從今天的考古發現來看，中國的古代文明發源地并非一個，但最早興盛起來的地方是在黃河中下游流域。居住在這個地方的人被稱為諸夏。早期文明階段，人們自發形成聚落性質的城市，而從城市向外延伸的范圍，叫做“域”，到了文書行政統治領土國家的時代，“域”被周邊疆域包圍，就產生了“國”（國）。
關于江南的意象，古代詩詞中俯拾皆是。這些意象的產生，半是源于江南人對故鄉的回望，半是來自異鄉人的反觀。在這中間，運河作為出入江南的重要通道，成了古典詩詞的審美對象，因而有著“唐詩之河”“宋詞之河”等美譽。這些運河詩詞中所蘊含的“下江南”意象，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學母題。
在古田會議紀念館里存放著這樣兩封落款為鄧子恢的回信，分別寫于1962年和1963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子恢，在收到福建省漳平縣永福鎮后盂村寶山農民黃國堆的來信后，百忙之中給予回信，字數不多，卻情真意切。
在黨史上，有這樣一位傳奇人物：他在陳獨秀的介紹下入黨，是上海地區第一個工人黨員；他是浙江第一個黨組織創始人，浙江工人第一張報紙創辦者；他還是中共三大代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中央委員。近半個世紀無從查證的中共三大會址，也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終被確認。他就是徐梅坤。
站完最后一班崗，警衛戰士張思德面對毛主席窯洞的燈光，舉起右手，行了一個莊嚴的軍禮。然后，他戀戀不舍地與毛主席、與他熱愛的哨位告別，前往安塞去開荒了。
四川東北部的南部縣，歷史上曾是著名的食鹽產地。在該縣境內，與鹽有關的地名多達160多個。
清代名臣朱軾，歷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端方正直、一塵不染而深受朝廷信任。
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家境優渥，衣食無憂，但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卻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王樸烈士便是其中之一。
在疾風暴雨的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人隨時面臨生死考驗，在拋灑熱血、視死如歸的關頭，不少烈士吟出了驚天動地的就義詩篇，蘊含著偉大的信仰力量。
齊國被封為一方諸侯，最早可以追溯到姜太公。姜太公輔佐周武王伐紂滅商建立周朝之后，因為功勛卓著，被分封于齊地，建國立邦，這就是齊國。齊國到齊襄公之時已經雄踞東方數百年。齊桓公即位后已然面臨著發展的難題。
1931年9月初，距離“九·一八”事變三周的一個上午，9時，貝滿初、高中全體同學六百余人，在學生會的召集下，齊聚初中部教學樓東部的校園里，召開聲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東北三省，并開展救亡宣傳的動員大會。
革命音樂是戰爭年代傳播中國共產黨革命思想、方針和政策的有效載體，不僅能夠激發廣大軍民不怕艱險、排除萬難的革命斗志，而且在發動群眾、瓦解敵軍等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推動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為革命戰爭的勝利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動力。
謙讓，囊括了很多內容，比如禮讓、忍讓、退讓、避讓以及“溫良恭儉讓”的讓，等等，這些都屬于做人必須具有的品德。今人如此，古人亦然，春秋時代的先人，尤其如此。
鎮原縣位于甘肅省東部，1935年紅軍長征途經鎮原，播下了革命火種，黨的組織隨之在此成立；抗戰期間，鎮原成為陜甘寧邊區的重要組成部分；解放戰爭中，鎮原人民聽從黨的號召，顧全大局，克服重重困難，自覺投身于擁軍支前運動，在人力物力財力上堅決支援解放戰爭，為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卓著貢獻。
鄭樵（1103—1162），字漁仲，自號溪西遺民，宋興化軍莆田（今屬福建）人，世稱“夾漈先生”，宋代著名史學家、文獻學家。
“頭可斷，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滅。志士頭顱為黨落，好漢身軀為群裂。”這是地下黨員周文雍被捕后在監獄墻壁上寫下的絕命詩。
1937年初冬，抗日戰爭的主戰場華北地區一片蕭瑟，駐扎在山西洪洞戰地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提筆寫了一封“借款信”。
成仿吾是我國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文學家和翻譯家，也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他一生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傳播和教育工作，曾在中共中央黨校、陜北公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擔任領導，為黨的干部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隆里古城位于貴州省錦屏縣西南邊緣，是一座有著600多年歷史的古軍事屯堡，素有“中原余音，南疆錦繡”之美稱。隆里古城是中原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晶。
在福建省大田縣中央蘇區革命歷史陳列館展柜里，有兩只泛黃發舊的小書箱引人注意。書箱用竹子編織而成，裝有銅扣，可系上繩子以便肩挑攜帶。這兩只書箱見證了92年前紅軍的軍民魚水情。
西漢有位以“善治”著稱的官員，早年為小吏，后來官至丞相。班固評價他“所在而治，為世吏師。”他就是薛宣，字贛君，東海郯縣（今山東郯城）人，有關他“達于從政”的故事，《漢書》《資治通鑒》多有記載。
蘇東坡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相當于副市長。
中國的印刷史，如同一條綿延不絕的大河，悠遠深厚，多姿多彩。在這條歷史長河中，除了雕版印刷術、活字印刷術等傳統印刷文化之外，紅色印刷文化也是珍貴的印刷出版文化遺產。
《大學》《中庸》原為《禮記》中的兩個單篇，西漢武帝時收錄于《小戴禮記》，后來簡稱《禮記》。宋代理學興盛有了“四書”，并且出現了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到了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確立科舉考試第一場從四書內出題并結合朱熹的《章句》《集注》進行論述，后這一制度又被明代、清代繼承，繼而演變為八股取士，于是四書成為參加科舉的必讀書目。
在位于六朝古都南京的中國科舉博物館內，珍藏著一份特殊的考場規約。這份長達近兩千字的考場規約一共十二條，對懲治舞弊等作出明文規定，使當時科舉考試中存在的一些亂象得到了有效整治。
古人對“小”歷來不敢小視。老子曰：“天下大事，必作于細。”韓非子曰：“有形之類，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荀子曰：“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白居易的詩，我熟悉的并不多。一日我突然發現，他好像很喜歡寫“閑臥”題材的詩，并且大量出現在被貶至江州的那段時間。
1930年夏，聞一多受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之邀，前往國文系任教。不久，臧克家報考青島大學。
著名軍旅作家魏巍的《四行日記》被納入中國文聯《晚霞文庫》，由中國文聯出版社于2008年1月出版。《四行日記》包括《二次赴朝日記》《赴越日記》《長征路尋訪日記》《石油戰線巡禮》。
關于“中國文章學”成立的時代，目前學界各有分說，意見比較集中的有“魏晉南北朝說”和“南宋說”兩種。前者以中山大學的吳承學先生為代表，后者以復旦大學的王水照先生、四川大學的祝尚書先生為代表。
為擴大新聞攝影在抗戰中的宣傳力度，1941年5月，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宣布成立《晉察冀畫報》籌備組，由政治部新聞攝影科科長沙飛全面負責。
“從今往后，我跟你們——包括你媽和我，都要遵守這么幾條：不許背著我向領導提要求，哪怕是再合理的要求也不行；不許背著我答應任何人的要求，更不準接受禮品；自己的路必須自己走。”
河南南陽，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南陽歷史上名賢輩出，在南陽人的心目中，以下五位名賢合稱“南陽五圣”：謀圣姜子牙、商圣范蠡、科圣張衡、醫圣張仲景、智圣諸葛亮。
茶馬古道的起源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目前西藏地區出土的最早的茶葉遺存，是故如甲木寺遺址的茶葉食物殘體，用碳14法測定年代為距今1800年左右，大約是在東漢末期。
春秋諸多先賢中，衛國有一位以“寡過知非”聞名于世的先賢。孔子周游列國走投無路時，曾數次投奔于他，贊其“君子哉”；在儒家經典《禮記》中，孔門弟子把他的話奉為圣人之言，直接加以引用；在曲阜孔廟中，他奉祀于東廡第一位，其家鄉被稱為“君子鄉”“君子里”。
5月1日，故宮博物院歷經兩年籌備的最新“陶瓷館”在武英殿向公眾開放。此次展覽以固定陳列的方式，從故宮三十六萬件珍藏瓷器中遴選出千余件瓷器，按照時代順序，通過十七個單元，分通史陳列和主題陳列，呈現了從新石器時代到民國時期的中國陶瓷歷史。
現存蘇州碑刻博物館的“觀德碑”，刻于南宋寶祐四年（1256年）。碑刻分上下兩部分，上為“觀德”二字，正書大楷，為宋代蘇州知府趙與籌題寫。下為一篇《觀德亭記》，作者王景齊，蘇州人。
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底，漕運總兵一職空缺。漕運堪稱“天下利藪”，總免不了各級官吏兵丁的貪墨、揩油，漕糧運到京師總有各種損失。漕運總兵專督漕糧運輸，誰能擔當此大任呢，這讓朝廷很傷腦筋。
蘇軾《答謝民師書》一文，所述“辭達”等作文之道，因系其生前最后一次也是最為集中一次闡述而備受關注。同樣應予關注的，是其篇末婉拒謝民師代求題字一事，而這事卻少有關注者。
在陜西省安康市的最東邊，有一個以“紅軍”命名的小鎮，即旬陽縣紅軍鎮。走進紅軍鎮，你會發現“紅”是這里的主色調，這里的民俗喜“紅”、民風尊“紅”，紅軍雕像是這里的紅色地標。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英勇就義，時年尚不足38歲。在李大釗犧牲94年之際，北京市檔案館推出“播火——李大釗革命活動檔案史料展”，通過大量圖片與檔案實物，介紹了李大釗短暫而光輝的一生，其中二十余件檔案首次向公眾展出。讓我們通過檔案，了解這位播火者。
抄寫，是笨功夫、死功夫，在許多飽學之士看來，卻是巧功夫、真功夫。
這些科技典籍你知道嗎？
“勤”字為人生要義。
重慶紅巖革命紀念館的展廳里，陳列著一張照片：鄧穎超懷抱著一個小男孩，兩人笑得分外開心。這個小男孩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榮高棠、管平夫婦的大兒子——榮偉民。這張照片背后，還隱藏著一個有趣的故事。
1936年7月，毛澤東主席在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曾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他的心中，建立起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
長征是軍事戰爭史上一次震撼世界、彪炳史冊的偉大壯舉，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征程中的巍峨豐碑。親歷長征的紅軍將士，用詩詞記下了可歌可泣的戰爭史詩，記下了偉大的長征精神和長征故事。
明代名臣于謙，從23歲中進士入仕到59歲逝世，為官36年，不論是監察吏治、判冤決獄，還是勸課農桑、治河救災，抑或保衛社稷、匡君舉賢，都為人稱道，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六百余年來，于謙的大名在煌煌青史中彪炳，在文人詩篇里吟詠，也一直被普通百姓特別是故鄉杭州人民傳頌。回顧其一生，于謙之所以能造福天下蒼生、實現自我價值，“輕裝上陣”是關鍵因素。
楊沫是中國當代著名女作家，她的代表作長篇小說《青春之歌》是新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寫學生運動的優秀長篇小說。照片中的手稿，就是《青春之歌》的原稿，現在靜靜地躺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手稿庫中。手稿中作者修改的痕跡清晰可見，歲月淘洗的痕跡令它更顯珍貴。
韶山是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故鄉，一塊生長傳奇的紅色土地。
走進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區金橋巷彭鵬故居內，一塊“帝眷忠清”的匾額赫然掛在二進廳堂中央，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仍向世人述說著一代廉吏的殊榮。
河畔之側，坑塘之緣，綠蔭之下，甚或堅冰之上，絲絳一線，銀鉤一彎，釣者波瀾不驚，氣定神閑，遂成獨特一景。或在美味，或在休閑，或醉翁之意不在酒，遠慮深謀股掌間，釣竿之下，風光無限，天地之闊，難以盡說。
在詠花詩歌中，棉花絕不是搶眼的花樹。唐詩中的牡丹國色天香，宋代的梅花獨領風騷，幾乎找不到棉花的蹤影。然而棉花卻是人間最清純、最溫暖的花。棉花原產于東南亞，主要在印度和阿拉伯，大約南北朝時期才傳入我國，所以棉花在正史中得到記載，要等到唐人官修的《宋書》《南齊書》《南史》《梁書》等。
宋元豐八年（1085年），謫居黃州5年多的蘇軾踏上了北去邊關重鎮登州府的漫長旅途。十月十五日，蘇軾抵達位于蓬萊的登州府衙，然而僅僅在擔任登州知府5天之后，他又接到朝廷詔命，令其再次啟程趕赴京城擔任禮部郎中。
1903年5月17日，陳獨秀在安慶藏書樓舉行慷慨激昂的愛國演說會，遭到反動腐敗的清政府的“嚴密查拿”。他逃到上海，找到原《蘇報》主編章士釗相議籌辦《國民日日報》，繼續宣傳民族民主革命。8月7日，《國民日日報》創刊。
《道德經》有云：“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善下”是一種美德，為官者對于自己的下屬、社會弱勢群體，以及隨時遇到的陌生人，若能謙恭有禮，以情相待，多換位思考為他們排憂解難，常能給人帶來溫暖與感動。
位于杭州西湖東南側的吳山，自古以來就有紀念清官的傳統。有著“冷面寒鐵”之稱的監察御史周新，在吳山頂上被當作“城隍神”供奉至今；“要留清白在人間”的英雄于謙，其在吳山上的讀書處三茅觀，為歷代文人心馳神往。與之相比，吳山東麓的阮公祠又別具一番風味。
海之南，萬寧的夜，月亮似剛洗過。獨自散步的我，聽著收音機里播出的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即將舉辦各種慶祝活動的消息……年過七旬，黨齡近50年的我，一時百感交集，很想唱支歌。
眼下，桃花正開。這些桃花們去年開過，前年開過，前年之前也都曾開過。
世人皆知陽明先生格竹七日七夜而不得圣人之理，轉而得出“致良知”的心學主旨。然而，卻鮮有人知曉陽明龍場悟道悟得“毛竹四法”。毛竹四法為“德、操、時、容”四點氣象，乃陽明先生站在心學立場上提出的君子之道，于今人正心誠意、立己修身仍大有裨益。
著名教育家張伯苓，以“痛矯時弊，育才救國”為辦校宗旨，以全面展開“德、智、體、美、勞”教育為方針，于1904年創辦了南開中學，繼而又在此基礎上于1919年創辦了南開大學。最終，使之成為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齊名的大學，并形成“炸不掉的南開精神”，成為20世紀中國教育史上的一道奇觀。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著崇德、尚德的傳統。“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被奉為傳統美德的精髓，不僅指導著人們立身行道、進德修業，而且在中國古代的傳統政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是唐朝詩人賀知章的《回鄉偶書》。賀知章的家鄉在浙江蕭山。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一句故鄉小兒的笑語相問，言淺而意深，道盡世事滄桑，為后人留下了傳誦千年的離人鄉愁。
戰國時期，趙國名將廉頗和趙國上卿藺相如演繹了一段著名的“將相和”故事，流芳千古。在東漢初期，曾上演過一幕“將相和”的續集，雖然不廣為人知，但也值得后人敬仰。
“我絕不放下為貧苦人民奮斗的責任”“未來的世界終歸是我們的！”在南京雨花臺烈士紀念館館藏的一級革命文物中，有一組賀瑞麟烈士于1928年臨刑前寫就的日記。日記中的文字真實記錄了當年獄中的黑暗生活和被捕烈士的英勇不屈。
在江西省寧都縣已故老紅軍謝勤的家中，有三件傳家寶：一把油紙傘，這把傘呈紅色，紅漆有些脫落，傘柄底部刻著“黃公略”3個草書字；一個針筒，包漿厚，黑中透亮，筒身刻著“不拿人家一針一線”8個字；一個苧布眼鏡袋，袋體變黑，布滿滄桑。
今天，我想用一場講座來證明，中國的月亮是“最圓最亮”的，而中國“最圓最亮”的月亮是在揚州。